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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轶事举不胜举，工人新村的趣闻甚多，兹录几则于此，以飨读者。
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受我们兄妹四人欢迎的，是大人们决定了全家下馆子去涮一顿盖交饭，而且时间就定在了今天，此刻，马上！
说来可笑，那气氛那心情，一点不亚于《智取威虎山》中期待享用座山雕百鸡宴的小喽啰们。
这是那个年代极具特色的一个盛大的节日。不少平民家庭都有这样的节目上演，表层原因似乎是副食品供应实在贫乏，去开一次洋荤撮一顿，深层次因素则是家里比银子更为金贵更显紧俏的粮票遇上了周转不灵的天大问题，全家面临断粮断炊的可怖局面——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年月的粮票是城市老百姓的命根子，填饱肚子是每天的头等大事，这一餐偶尔为之的盖浇饭，究竟是到了如何弹尽粮绝的地步，父母方才硬起头皮走了这一步棋？毕竟，这是一种无须粮票只需人民币的黑市价的高消费呵。犹记得商店里类似的供应方式，比如一块普通的糕点五分钱，不要糕点券则售五毛钱，涨价10倍没商量；一斤水果糖几毛钱，若拿不出糖果票的话，那就一粒糖五分钱，每斤要十几块钱！
我们下的馆子常年不变，走上一站路便到了：长白（新村）饭店。
只记得，饭馆里冷冷清清，除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几无什么顾客，偌大的厅堂里张张桌子都空着。我们一个个饥肠辘辘地在饭桌前正襟危坐，听凭服务员沏上一杯白开水，尔后过了不多时间，便一人一碗地端上了盖浇饭。说穿了，这饭也稀松平常，那浇头更是不上今日之台面，既无现在司空见惯的什么“鱼香肉丝”“大排青菜”“蚝油牛肉”“青椒肚片”等浇头，更无任何出奇的花式花样，比如“带鱼盖浇饭”就是三五片极其普通的带鱼之头尾，而且是小号带鱼，又如“炒素盖浇饭”只见番茄炒洋山芋片或是花菜叶子炒油面筋。便是这等高价黑市价出售的潦潦草草的家常菜，已够得上是当年百吃不厌的山珍海味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又在追问着父母下一回吃盖浇饭的时间了。父母的回答只是直搔头皮，真个“此时无声胜有声”。
又有一回，去同学家白相，适遇其父正怒不可遏地把手指笔直戳到他的额角头上，怒斥其不要面孔，下流，下作坯，看黄色小说！
我惊问其故。同学显得十分委屈，把书递到了我的面前，喃喃说道，我看的是鲁迅先生的《上海的少女》啊！
话音未落，其父劈头盖脸便是一通大骂：鲁迅哪能会写这种下作的东西！还少女，太黄色了！
恰恰我也拜读过《上海的少女》，连忙给其父解释了一回，并信誓旦旦地向毛主席保证，《上海的少女》货真价实千真万确是鲁迅的作品。其实这话等于白说，当年休说“少女”，便是“爱情”“苗条”“白皙”一类词语统统犯忌，属于封资修的“黄色”，一概说不得。
果不其然，其父一翻眼睛，大不相信，说你们统统是下作胚！我倒要去学堂里问问你们的老师，伟大的鲁迅肯定不会和黄色的“少女”搭界！
我突然想到了还有一条驳不倒的理由，我将书的封面迅速递向他父亲的眼前，说这是《鲁迅文选》，又不会骗你的啰！
谁知他重重“哼”了一声，一脸的“洞察一切”，冷冷笑道，你当我洋盘？这封面是作假的呀，《青春之歌》外面弄一张《欧阳海之歌》的皮子贴贴上去，《红与黑》套上《马克思传》的外衣，你们白相的这一套，西洋镜老早拆穿了，我统统懂的！我要去找你们的老师！
我哑然。
我那同学拉了我便走，只是他扔下的那一句话没走：老师统统靠边站了，你找不到他们的！
那时的工人新村独有一景观，至今令人回味。
一到月兔初升时辰，家家户户敞开了窗，每一幢楼里都有笛声嘹亮，悠扬而悠远，“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为什么会如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呢？盖源我们这些初高中毕业生赋闲在家，又不读书又不分配，真不知自己的方向在何处——只有一个去处，军队来招学有专长的文艺兵，领章帽徽一佩，神气活现前途似锦。工人新村里有好几位吹笛子的均由此成了部队一员。消息传开，仿效者甚众，一时家家都有吹笛手，甚至连前文提及的那个踢足球女孩“野鸭子”雅芝小姐，也俨然短笛横吹，曲高可绕梁。
还有更雅的，学习很“小资”的小提琴，肩上一靠，下巴一夹，斜拉琴弓，很招摇的。后来有一写诗的文友袁金康，每每上我家来，总会携一琴盒，放下打开，取出一把十分洋气的小提琴，激情澎湃地演奏一曲当时流行的红歌红曲，偶尔，兴致所至，也会偷偷来上一节被批倒斗臭的巴赫柴可夫斯基的洋曲洋调。他把声音拉得很低，而且事先让我把窗户紧紧关闭。只是，那下巴夹琴右手拉弓的潇洒姿势，那高山流水般的乐曲，陶醉至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犹不能忘。
由于日渐喜爱文学的缘故，当年常常和一群小青年邻居厮混一处，听他们海吹神聊沪东造船厂一个叫居有松的人——著名的工人诗人，且是全国劳模，报章杂志甚至广播里，时时听闻他的大名。即便在“文革”中，我也曾从广播电台里屡屡听到朗诵他的作品。在邻居们眉飞色舞的讲述中，冷作工人“小炉匠”居有松出口成章，三步成诗，五步作赋，已经成为一个神乎其神的传奇人物。
对一个中学生而言，哥是传说，哥是神话，简直百听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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