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时（1965年），大片大片的蓝色天空下，我看到了一群陌生人。

　　热情的男男女女，突然从四面八方拥出来，一幢三层红砖楼门外，飞出一些抱孩子的女人，男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也蜂拥过来——那应该是个星期天，好天气里很多人家的衣被，晒在水泥柱子之间的绳子上，空地上还有鸡鸭鹅以及少不了的大小孩子。太阳很好，因此所有的东西都闪闪亮，也包括被妈抱在怀里，当时还是我唯一的妹妹小梅的红脸蛋上。当一只不知是谁的亲爱的大手，溺爱地拧了她的鼓鼓肥肥的腮帮，她突然咧嘴哭起来，露出了没有几颗牙的粉红色口舌，“嗨，嗨”，围观的大人们似乎有些尴尬，转而来逗弄我。

　　小姑娘，几岁了？

　　吃糖吗？

　　吃馒头吗？

　　吃桃酥吗？

　　吃苹果吗？

　　吃杯水好吗？

　　还有个大女孩拽着我，往楼里拖我，嘴里嘟囔着：姐姐带你去洗洗脸、梳梳头……此时，就有人端出了桌凳以及脸盆之类的，又是一阵拖与拽。这个情景，在我妈嘴里说了几百几千遍，好像近在眼前似的，反倒生出了一些远的意味，那种纷至沓来，兴也，忆也？

　　你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话一定问答过了，其实，一路上我就像八哥一样重复问着，一方面可能出于恐惧与陌生，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故意的，为引出父母的笑，那天就像假日出游，一路歌声一路笑）。

　　其实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在这个地方，才将成为邻居，但大家彼此也可能都是熟人。这个鞍山六村的红砖工房，是由新沪钢铁厂自建，也由单位自主分配给职工的，相当于单位的家属院。看老张、老李、小王，欢呼着握手，我爸在其间，是比小王还小的小徐，二十多岁，部队复员，刚刚分在厂里，开始做统计员。

　　一条条柏油马路里，楼道间是水泥板铺砌的甬道，楼前是，楼后是，左右都是。大家走来走去，一般互相都无需避让，甬道两旁还有空地，被四围的甬道隔出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有树，那么大棵的树，都是绿的，绿的，绿的……之前住的外公家，可只有弄堂口才有。

　　新村的一头还有土墩，也似个小山，有先来的孩子，在那儿滑坡戏耍，那个欢，那个乐，一声声游戏的喊叫，让这里所有的厨房，应该都能听见。

　　有时就从厨房的阳台里（只有厨房附带向外开放的阳台，所以几乎所有家家户户的喊话都从这儿发出）伸出个脑袋，严厉地喊谁谁谁回家，一般都叫全名，怕叫混了，那时叫国啊、庆啊、英啊、红啊的一大堆，父母都比着在孩子的名字上表忠心，不求个性，显现共性为目的。

　　说来奇怪，那座所谓的小山，玩着玩着就不见了……这事挺蹊跷，人还在，山不见了，一条无名的小河，那时候还仍在原地摇摇晃晃，像刚刚开动的汽船，总像要晃下点什么！

　　那时候我们全认识了，所有楼里的孩子，连那个隔壁楼里不会转眼珠、直直瞪人、呵呵淌着口水的傻孩子，也认识我们所有人。

　　大傻（年龄不小）也经常被带到山上，哇哇地大喊大叫。每个人都在喊叫，可能真不止每个人——后来听说那是个大坟，那年那月，来一些人把它平了，之后再造房……

　　厨房里，比起厕所浴室，那里的水龙头似乎总是响着，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一家接一家，井然有序，但有时也会忙中出错。比如，鱼从水池的这边跳到那边，就有几个人扑上去；水溅到身上，又互相躲闪着。

　　别家的妇女也会大笑，但总要有个理由。106 室的小娅妈，是厂宣传科的科员，笑起来有时有原因，有时却莫名其妙，而且她让人觉得不是因为事情好玩而笑——事出或许有因，但这个原因，也许就费思量了。

　　不懂！我妈飞了一眼，就继续不声不响地干活。107 室的蒋氏奶奶（她的户口本来填的是蒋某氏，忘了），是六村托儿所的所长，她把大笑称之为“疯”，但从不反对这痛痛快快的“疯”，包括大人，也包括我们小孩。

　　姐姐们、哥哥们属各家各户，在我把沿马路楼里的小店里的杂货品种摸清楚之后，才摸清了哥姐们的归属。在这之前，我们姐妹似乎随时随地会迷失，其实也非迷失，而是在过新村大家庭的生活，走到哪家吃到哪家，或者还睡在哪家，别家的孩子到我们家也是一样，甚至还有糊涂孩子走错门了，比如我，索性就被留下来过夜，爸妈互相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对孩子来说，仿佛也不算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经历。

　　渐渐的，我和隔壁的小娅常常同进同出，有时哪家来了客人，我们就被蒋奶奶带到托儿所，在蒋奶奶睡眼惺忪时，我们吃了她第二天要发给寄托的小朋友的饼干和糖（她还是按量分发的，第二天再扣除）。

　　那时候，无论寒暑，我们都爱在身上撒很多爽身粉，喜欢那个味道，你嗅我一下，我嗅你一下，爽身粉涂在了脸颊上，把我们变成两个粉团，不舍得睡去，低低地笑，我们互相捅来捅去，指着，互相提示着，看蒋奶奶在梦中摇头……

　　我们家，是从外公家一条叫什么坊的里弄搬进了鞍山六村某某号某某室。那是全楼最小的一间房，面积约在12到13平方米，北向。门窗大小与大间一样，从外面看，一间间完全无差别，不搁家具时，也似乎看不出多大的差别，但大间据说有 16 平方米，朝南。中间有14 到15 平方米，朝北。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所以我爸说，单位分配住房时，还是要打各种条件分，看各家住的人口，在厂的职位、年龄、工龄等，还是能看出其中细微的差别。

　　对于这个三岁开始的住地，我的记忆里一定有着大量的空白，巨大的空白，使得想象在回忆的过程中愈加表现了美好，并加强了它。而美好都是匆匆的，所谓“时间过得真快”，直到文章要结束时，还不知哪个人物更适合来抒发这个感慨，不如就说说小娅吧？

　　小娅比我大两岁，是邻家的女孩。她在家居中，上有哥下有弟，只她一个女孩，所以孤独。我虽有两个妹妹，可老觉得她们小，嫌她们闹，又嫌她们不懂事。所以倒和小娅走得近，两个人牵着手进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梳着一对齐肩的羊角辫，小娅也是；小娅常常哭鼻子，我常常抹眼泪，眼睛对鼻子，打个平手，彼此彼此；我是蹦蹦跳跳地走路，而小娅亦是跳跳蹦蹦地跑……我和小娅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当家。

　　所谓当家，其实只是把买菜的钱、买油盐酱醋的钱，从大人的手里交到我们的手里，再由我们的手交出去而已。但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大人把钱交给我们之后，能有余留也属稀罕。所以说，我们当家的说法，也就不算过分。也因此，大人们烦恼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小年纪的人皱眉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在每月十五之前的几天。而每月的十五却是个大好特好的日子，是我家唯一开工资的人开工资的日子。小娅的爸妈和我爸，在一个单位上班，在那幢楼里的爸妈们好多都是同事（当然不完全），所以这就是一个举家同庆的特别好的日子。对我们家，这个好日子的标志，就是一网兜水果：可能有着疤痕，可能有的地方还淌着水。但就是这样的水果，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洗洗挖挖堆起来一大盆，真是解馋。我和小娅隔着房间忽儿就笑起来了，人来疯似的。

　　小娅的家务做得比我好，功课怎样我们没比过。小娅也和我说学校里的事，但大多是谁打了谁的耳光、谁挨了谁的耳光，好像就没有比这更值得一说的事了。我们也和人家打过架，在公共浴室里抢水龙头，尖声吵着吵着，不知怎么就推搡起来了。我很凶地用眼睛死盯着人家，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我想，小娅也是。打耳光的事终于没有发生。我们其实是胆小的孩子，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大、那么厉害。

　　那些真正的大人，在我们的眼里却好奇怪。比如小娅的爸爸，甘蔗也要煮了吃。有一回他皱着眉，弄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慢悠悠地开了腔：棒冰上有太多的大肠杆菌，最好也烧一烧消消毒再吃……小娅是一副为难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的神情，我却不敢相信我听见的话。小娅的妈在厨房炒菜时，同时发布各种新闻。锅铲的声音响，那她的声音必定更响——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中年妇女的声音，明亮的、带着笑，从拥挤的公用厨房里飘荡而出。

　　那天，她说的是单位里的两个同事“打开水”（英语）的事，在一旁剥葱的小娅插了一句话，大意是打开水有什么好说的，不料竟招来满堂的笑声。我也只好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明白这些大人算怎么一回事！

　　我的父母在小娅的眼里又是一副模样，我听了却有些不高兴，那时我实在是个小心眼的女孩……

　　我原来是最喜欢过生日的人，如今却变了，怕过。偏巧今年的生日是个整数，是个让女人惊心的整数，所以有些耍赖似地把它糊弄过去了。但糊弄得了别人，却糊弄不了自己，夜半惊醒，想起了一个人：小娅。不知小娅现在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忽忽地就跳出了一个小人，她使劲地抿着嘴，不说话。我知道我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可也真是不敢问。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句话，是当年我和小娅作文里经常引用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式的开头……但那是过去，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