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个集刚柔、智勇、慈严于一身的普通劳动妇女。她不识字，但很识事。

　　母亲出生于1913年的如皋城。“我生的时间实在妙啊！”我知道，母亲所说的“妙”是指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了，讲求“科学民主”，女孩儿不用再裹脚了。比她大几岁的姨妈，被逼着“裹脚”，虽半途而废，但脚骨受到损伤，颠颠簸簸走路几十年，痛苦了一辈子。“幸好我晚生几年。”母亲满含庆幸的话语中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兴奋中甚至带有浓厚的调皮味儿，全不是我平常看到的样子。

　　“你啊，多亏听话。不然，还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呢。”这是妈妈指着二姐说的。那是二姐2岁的时候，日寇进犯如皋，城里人都到乡下逃难，躲在一片芦苇荡里。日本兵端着枪在路上游来荡去。人们把小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不让孩子哭出声来。有一个妈妈，慌乱之中，竟把自己的孩子捂死了——万一让他哭出声来，就是几百条人命啊！二姐瞪大了眼睛，想不到自己小时候还遭受过这么大的劫难！

　　1946年前后，爸爸妈妈到扬州附近的一个新四军被服厂做工。每逢跟我们说到这段，妈妈脸上溢满了笑意。但后来新四军北撤转移，工人们都被疏散了。

　　1956年，一家一户的缝纫店组成了合作社。妈妈参加社里的技艺比赛，两长排缝纫机，一架接一架排开，甚有气势。只见妈妈全神贯注，双脚齐踩，两手并用，仅用20多分钟就做好了一件衬衫，获得第二名。当时妈妈已40多岁，只看得我热血沸腾，使劲为母亲鼓掌。

　　进入60年代，当地兴起一股编织热，男女老少，都用小麦杆编织一指宽的扁平“辫子”，到妈妈所在的合作社加工成“草帽”。男的是礼帽式，女的是大宽边，戴上颇为神气时尚。为了多挣点儿钱，妈妈又学习了这门新技术。“打草帽”比做衣服辛苦得多，机器大而重，踏起来非常费力气。机头前还开了一个缺口，左手得悬空操作。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我们那时都争着为妈妈捶背捏腿。

　　二姐、三姐后来被分配在青海和新疆工作，生孩子时无人照顾。妈妈只身一人前去照顾。当时，乘火车去，多则5天，少则3天，她还带着好几个大包，有时还要带着外孙在西安或兰州转车。很难想象，一个老人，又不识字，却来去自如，平安到达，该有多大的“神通”。

　　还记得“文革”那一段特殊时期，对立的双方搭台“辩论”，哥哥陷入其中。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站立台下，等着哥哥一齐回家。倒不是妈妈对辩论感兴趣，而是担心儿子的安全。

　　1978年春天，参加完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我回到离家不太远的农村生产队劳动。录取通知书寄达的那几天，妈妈和其他家长们早早地等候在邮电局门前，迎候好消息。那天，妈妈得到确切消息后，匆匆赶往我插队的地方。虽然只有十多里路，但对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还是颇为艰辛。其实，她还未走到我们生产队，邮递员已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手里。我迫不及待地赶往公社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妈妈并没有见到我。等我到家，妈妈也刚回到家。看着她涨红的脸，我刚要说话，妈妈一挥手：“这条路我走了多少回，今天是走得最轻松、最爽快的。”

　　妈妈姐弟共6人，只有妈妈一个是“城里人”，其他的都在农村，生活比较清苦，家里有了难事，都来找妈妈帮一把。妈妈宁可咬紧牙地省，也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特别是对我外婆，好得我们都有点儿“羡慕嫉妒恨”。好多我们都没尝过的东西，总是带给外婆。我们稍有怨言，妈妈只说：“你们的日子长着呢，总会越来越好的，好东西何愁吃不到？新衣服怎会穿不上？外婆，无论对她多好，都是应该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她当年的预言“总会越来越好的”已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