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我”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学校里有40多个学生，却没有一个老师，扶贫干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一些孩子不断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庄的教育就更没人重视，已有名存实亡之虞。于是，老村长和“我”便里应外合，频频出招，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由此扩而大之，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

　　我们知道，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大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来，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许多年之后，季栋梁也通过小说解决起了问题，但他的解决方式却令人深思：表面上他是解决了问题，但同时，这种解决本身已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另一方面，这种解决方式又治标不治本，于是，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背后却隐含着更严峻的问题——面对穷山恶水，面对由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的村庄，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村民希望所寄托者，是一个人脉广、关系多的扶贫干部，且这位干部恰恰又能被贫穷震撼出同情之心。倘若扶贫干部没什么能耐，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吊诡之处，而恰恰是这种吊诡显示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力度。因为表面上看，作者已用种种“歪门邪道”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似乎也是他提出更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和技巧。我想，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无权无势的扶贫干部，当问题已远远超出他的解决能力时，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除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之外，我还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温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我”当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一根烟》，那是在写另一个上庄的贫困。“我”进村之后，向村民一根根地散烟。在这些人中，有个名叫朱光耀的村民，他虽然接了烟，但却并不抽，而是架到自己的耳朵上。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位爱占便宜的男人，后来才得知，原来老朱是位孝子，他拿这根烟是为了回去孝敬老娘。不管弄到什么东西，让老娘先尝已成为朱光耀的下意识行为。于是，“我”被震惊了。

　　在当今社会中，经过媒体渲染之后的有钱老板，要么是挥金如土、只知炫富的土豪，要么是腰缠万贯、没有文化的财主。“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似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定位。然而，《上庄记》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读了文学作品还能热泪盈眶的老板，一个为了寻到作者打了58个电话的老板。现实中，这样的老板究竟占多大比例，无从统计，但小说中的这个功老板却有慈悲之心，尚慈善之道。他不但让“我”渡过了难关，而且还为小说注入了一股暖意。

　　在小说《上庄记》中，能够体现现实主义冷峻和理想主义温情的还有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在“我”的眼中，老村长是“狡黠精明”的，他懂得与扶贫干部搞好关系，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老村长拎着蛇皮口袋给“我”送羊腿的那一幕。然而，随着小说故事的逐渐展开，我们才看到这种“精明”背后，深藏不露的是他对上庄这块土地的大爱之情。因为老村长不可能接近上层，他便只能用自己朴实的言行亲自打开底层社会这幅世态人心的画卷，默默地传递爱的能量，并用这种能量潜移默化地感动扶贫干部，让后者不得不去为上庄奔走呼号。他既是乡村世界这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又是让扶贫工作能够落实到位的发动机。他的苦苦支撑让人感到了某种悲壮，他的不屈不挠又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支撑着底层的民间社会，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季栋梁在小说《上庄记》中，凭借着对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让他有了赵树理笔下“中间人物”的文学光彩，同时又为他注入了当今时代丰厚的道德伦理内涵。这样，老村长也就成了一位典型人物，成了老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也正是因此，这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