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讨论早已汗牛充栋，但最要紧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个话题似乎总显得不那么合乎时宜。“大国崛起”自然必须获得经济上快速发展的保障，而制度层面同样需要与国际接轨，乃至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甚至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要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甚至一说“传统”就被冠以“保守”，被批评为不要发展，开历史倒车。虽然学术界、思想界秉持晚清以降并不断丰富的国学理念的人不在少数，可自开启现代化之路以来的教育培养出的数代受教育者大多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而90年代以来几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化潮流中的大众文化更使传统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可是，我们要问，所谓与国际接轨究竟接的哪个轨？更进一步，所谓国际又究竟是哪个国际？接轨之后，我们之为“我们”的独特性从何体现？……当然，这样的诘问多半会被指摘为不着边际的空谈。那么就让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空间说起。泛而言之，据其性质，生活空间可分为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从区域看，则又可区分城市和乡村两大类。文化空间同样是个无形的对象，一时无法界定和区隔，而物理空间虽然也是一个很大范畴，我们可以将它限定在居住和街区上面。
一年多以前，听一个朋友的讲座，说起老外们在上海的感受，他用了一个词，“回家”，意思是说，老外们到上海，生活在上海就仿佛回家了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所受到的震动。想一想，再看一看，上海的殖民地历史自然是其主要的根源，可近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住宅小区、写字楼、shopping mall，虽然风格似乎越来越多样，色彩也不再只是单调的水泥灰色，可是，当我们居住其间，漫步街头，却似乎总给人身在“异乡”的感觉，不是“梦里不知身是客”，而是确确实实地熟悉而又陌生。
同样，当我们在火车上看到，或者干脆走进江南很多“发达”地区的乡镇（村），我们看见的多半都只是一些地方政府规划、建成的，一排排恶俗不堪、不中不西的两三层的楼房群。我不知道这些地方的人们出去后再回来还能不能找到“故乡”的感觉，就我个人来说，说老实话，我体会不到一点那种“近乡情更怯”的感受，我更不能从这样一些“现代化”了的村镇记起我其实并不怎么遥远的童年时光。
这样的感受在我读完了日本知名的“规划与设计专业者”西村幸夫所著的《再造魅力故乡》后，心里似乎只有深深的落寞。当初买来西村著作的冲动无疑就来自“再造魅力故乡”这六个字。落寞原就在意料之中，要紧的是它还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西村著作的副题是“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发地开始了一场后来遍布全国的社区营造运动，直至90年代中后期仍然在继续，本书就是选择了17个成功的个案，考其源流，述其过程，概括其特色，提炼其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昭示未来方向。既然名为故事，也就有故事基本的元素，可给我最深感触的是作者以及那些为街区营造、传统重生而不懈努力、奋力前行的人对家乡的热爱，正如西村在中译本的结尾真诚向我们提出的希望一样：“最后说一点期望，中国的各位读者，如何对待你所居住的城镇？希望能像对待长年的老友、年迈的骨肉亲人那样，用温柔的目光来看待它。愿本书有助于这一感情的培养，若能如此则备感荣幸。”其实，备感荣幸的应该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这样的感情吗？甚至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感情吗？
无疑，仅有感情还很不够。感情首先与认同相关联，或者说两者是相生相随的。认同是身份建构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体现，“生活在别处”说到底就是认同的危机，就是失去了记忆，同时也失去了追忆的能力，失去了对故乡的情感，也失去了精神的故乡，就是回不了家，甚至无家可归，找不到归属。所以，也许正是在基于一种找寻归属的原动力，日本才开始了这样有声有色的“都市社会运动”。其社会背景则是日本渐渐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在经济逐步复苏的同时同样需要建立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而对城镇而言，这一认同无疑只能建立在其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居住和生活空间也就自然成为其最为显在的对象。换个角度说，也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重建、加强对社区乃至社会的认同。
但传统需要寻找、发现，甚至创造。发现传统的职责显然不能完全交托给现代官僚制度下的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发动社区，发动民众。于是，各地纷纷喊出了自己的“口号”：“在这里生活”、“We are here”等等，其实，这些绝不是我们常常喊的那种口号，它说的是一个事实。从“在这里生活”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共同体，以对故乡的热爱召唤民众的参予，激发其责任感，同时贯注以情感，赋予其诗意。正如“熊川地方创造协会”会长所云：“不要心无所属，思考如何活用带给我们深刻回忆的传统街屋，使住在熊川的我们，生活得更舒适，这是每一个区民的义务。”西村幸夫对此总结道：“地方与个人回忆的交叉点，产生出充满诗情的社区营造。”于是，在各地组织成立“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研究会等各种名目的民间组织，举办研讨会、庆典，而在全国则有“全国街屋研讨会”等机构，同时制订《自然环境保存条例》、《景观条例》等法规，印制、出版宣传品、研讨会记录以及相关书籍，在实际运作层面，则成立由政府和民间捐赠相结合的保存基金会等，资助被鉴定为“文化财”（即“文化遗产”）的建筑物的保护和重建。
在整个过程中，最令我感佩的是民众的参予，我想，究其根本原因依然是认同的力量。即如“足利·红砖信托基金”的宣言所说，“他们对于地方的看法，用的是‘照顾’，而不是‘营造’，就像是无论谁都会喜欢自己的家，而会去照顾它一样。”宣言还说，“这个活动的基本精神是……‘从对过去的怀念之中，显现出现在的美，目标指向未来，展现创造力。’”“指向未来”同样不是一句口号，用另一个个案中出版的《近江八幡的社区营造》中的一段话可以印证：“社区营造，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考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为之付诸行动。’今天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更好的明天而继续运动下去。”
于是，我们从日本的社区营造中看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交汇，同时，我们也见到了民众、家乡与社会的紧密关联，更扩而大之地说，其间亦有对国家的认同，或许，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给我们的启示罢，说得更严厉些，在日本成功的地方，就正是我们近年失败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反省的地方。所以说，它绝不单单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而是关于“建筑”一种认同、一种情感，甚至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大书。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