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下午，杨浦区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逆行’背影，城市荣光”杨浦援鄂医疗队先进事迹报告会。会上，8位援鄂医疗队员分别讲述各自难忘的“战疫”经历。

　　雷神山的“标杆战斗力”

　　雷神山是与火神山齐名的地方，是中国建造速度最快的一所医院，在武汉抗疫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团队接管的是雷神山C3病区，共48张床位，我们是区属医院中唯一的整建制派出的医疗队。“标杆战斗力”是雷神山赋予我们的荣誉，其来源于防控上的严防死守，科室质量管理上的创新，以及我们把党建工作的触角深入到了病区。我们获得了上海市五四集体荣誉奖状，这从侧面反映了杨浦乃至上海医疗队的缩影。我们共收治了59名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实现了3个“0”，即0死亡，0 复阳，医务人员0感染。

　　整建制使我们的团队有了独特的优势，团队协作互相支持。团队包括20名医生，30名护士，涵盖12个专科，8个护理团队。人员老中青相结合，中高级职称人数占73%，党员占43%，90后占33%。

　　在雷神山最关键的是什么？如何确保医务人员0感染？50个人背后是50个家庭，我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医务人员倒下了，救治病人也就无从说起。为此，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对于进舱、出舱时穿脱隔离服，所有的流程上墙，两人同时进舱，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互相补救。

　　如何把C3病区建立起来？雷神山医院可以说是一个“毛坯房”。我们在病房平面图上进行设计，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病区药房配置哪些药物，病区的设备怎样设置等，我们预先在图纸上标注，然后搬运各种物件，所有事情都必须自己动手，我们团队用了2天时间就完成了。

　　之后，就开始收治病人，我们把病人分成轻、中、重三类。雷神山医院非常认可我们的做法，还邀请其他病区的医护人员来观摩学习，夸我们是雷神山的“样板病区”。

　　我们病区的病人平均年龄64.4岁，基础疾病是诊疗的难点。新冠肺炎治疗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要把事情做好，就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彩虹卡”就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迭代产品。

　　最初几天，我们发现医生把所有病人的CT、核酸、实验室检查全部记住是有困难的。为此我们想到了用不同颜色进行标注，比如紫色代表重症，玫瑰色代表合并症，橙色代表焦虑。

　　疫情期间，共产党员冲锋陷阵这方面的故事有很多。包括第一次建仓，第一次进仓，第一次采样，第一次气管插管。这是责任，更是担当。

　　我们的“区长”，是病区的病人，也是一名党员干部，恢复期非常热心公益，我们把他加入管理队伍中。我对他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建一个临时党支部，你来做病区的区长，我们来共同关心病友，共同管理病房。”这位老党员听说自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成了区长，相当高兴，他非常快地投入了工作。

　　在雷神山，患者每天的生活单调乏味。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医务人员给患者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安慰，就能让患者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对治疗效果有很大帮助。

　　在雷神山的47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安全、有序、高效地开展工作，把上海的管理理念带到雷神山，留在雷神山，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武汉之行是一笔光荣的精神财富，是思想上的一次洗礼，使我们变得更勇敢，更坚强。

　　路上人很少，心里人很多

　　在武汉的55天，这段经历有很多感人的回忆。坦诚地讲，有些回忆我不愿再想起，因为想起就会心痛。

　　正月初六，是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三天，也是正式接收3个重症病区的第一天。控江医院的刘明利医生收治了一名叫小娟的患者，患者在填写联系人时，坚持要填朋友。刘医生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的父母、公婆患新冠肺炎病故了，她和丈夫也不幸感染。这个姑娘捧着氧气袋，气喘吁吁，哭着述说家里的变故。当刘医生问完病史，准备离开时，小娟一把拉住了他，央求道：“医生，求求你，能否留个床位救救我的爱人。”刘医生看了一眼满满的病房，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一刻，刘医生哭了。

　　我们所在的医院是后来改成定点医院的，由于不是传染病医院，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规范的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的划分，医院也没有负压病房。对于烈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尤其是上呼吸机的病人，如果不是在负压病房，医护人员感染风险会很高。

　　虽然我们都是高年资的医护人员，但对这个疾病也很陌生，病人的变化总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现实比我们想象得更严峻，恐惧在队员中不断蔓延。当时内心十分沉重，我们害怕再也回不了上海，见不到父母、爱人和孩子。

　　病房里的患者也充满不安和恐惧，比如前面刚提到的那位姑娘。在最初几天，她有时会突然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有时整夜不睡，早上查房时，她总是不停地哭泣，说梦见自己还在隔离点。

　　为了减轻病人的恐惧，我们每天查房时都会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交流，解释一下化验检查报告，教授一些康复技巧，甚至拉拉家常。有时他们半夜惊醒的时候，我们护士还会紧紧地拥抱她们。我们也知道在病房里逗留的时间越长，我们被感染的机会就越大，但是当披上“战袍”我们瞬间就变得勇敢。

　　为了舒缓患者情绪，我们还积极发挥中医特色，让后方紧急赶制了一批香囊，香囊散发的本草香味，会让那些处于不安与恐惧中的患者觉得安心、温暖与愉悦。小娟姑娘也拿到了一个香囊，紫红色的香袋映着久违的笑容，那天我看到快要出院的她，自拍了一张和香袋的合影，发给了她正在康复中的爱人。

　　我们给了患者信心和力量的同时，也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战胜恐惧的勇气。

　　记得有一名90多岁的患者，是一名孤老，同时患有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我们用武汉方言喊他彭爹爹。经过30天的治疗护理，虽然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但彭爹爹从没有和我们正常交流过。3月15日，根据指挥部的部署，需要把所有在院患者转运至其他医院。当我把彭爹爹搬上救护车的那一瞬间，发现他在掉眼泪，我赶紧用手去帮他擦拭，俯身问：“彭爹爹，你为何哭了？”彭爹爹清晰地回答：“你们是不是要回上海了，你们不管我，我怎么办啊。”然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双眼始终注视着我。当我把他送到接收医院搬上病床后，彭爹爹一直目送着我走出病房，那眼中的依赖与信任，我终身无法忘记。

　　在武汉查房时，患者对我们讲的最多的话是“医生，离我远点，我怕传染给你们”。出院时，很多患者加了我们的微信，说要发一张没穿防护服的照片给他们，说想看看我们的脸，记住我们的样子。我想，任何一个医护人员，听到这样的话，都会变得更勇敢。

　　4月5日，我们结束隔离，在返回市区的路上，看到马路上人很多，车子也很多，我们几个队员像孩子一样欢喜地喊道：“哇，好多人。” 3天后，武汉按下启动键。我想路上的人会越来越多，有你有我，也有我故事中所有的人，这些都将是我心中永远铭记的平凡而勇敢的人。

　　不惧险境 平凡而勇敢的力量

　　程克斌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驰援武汉市金银谭医院，担任ICU第三小组副组长，所在的重症第三小组，共收治患者24例，开展上海医疗队第一例气管插管接有创呼吸机治疗、第一例ECMO。

　　我最难忘的一次救治经历是3月26日上午9点半左右，我们还在查房的时候，床位护士急匆匆跑过来告知25床突发四肢抽搐，我们立即赶到病房。这时患者已经意识不清，陈德昌教授当机立断为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接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我们在一旁辅助，大家盯着显示屏，看着氧饱和度在逐渐下降，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好在陈教授动作娴熟，不到2分钟时间就顺利完成插管接上呼吸机，看着氧饱和度逐渐上升，我们如释重负。

　　过了半个小时，患者逐渐好转，由于没有转运呼吸机，我们只能捏着“皮球”，5、6个医护人员一路小跑，护送患者做头颅CT。下午3点，转运病人到南5楼ICU的电话通知来了，我们和护士一起，前面两个医生拉床，床旁两人轮流捏呼吸球囊，一行7人又“浩浩荡荡”出发了。

　　赵越 

　　杨浦区中心医院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重症病房），负责护理新冠危重患者。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来的时候已经需要呼吸机帮助呼吸，但他很不愿使用这个机器，整个人都很烦躁。后来经过我们的宣教和治疗护理，他开始慢慢配合了，病情也有了好转。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一天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那天他突然心跳没了，我们小组成员一直在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般情况下，如果心肺复苏30分钟还没回来就可以判断临床死亡了，但是小组成员按了40分钟他还是没有回来。早就超时了，我们都说算了，但有个90后的小姑娘还一直在按，一直在按，不愿意停下，她说这个小伙子太年轻了……我们最终抢救了一个小时，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顾陈韵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政科副科长，上海市第九批援鄂心理医疗队成员，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期间，提供精神科专业联络会诊，与团队一起在门诊布置“沪心港湾”心理咨询室，通过微信进行线上24小时服务。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3月2日，有位女性患者特别典型。她1月26日出现发热症状，核酸检测阳性，经治疗后，复查核酸阴性，正当她满怀希望可以出院时，复查核酸又显示阳性，她于2月26日被转到了红十字医院住院观察。3月2日再次核酸检测，又变成了疑似阳性，这时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我接到通知后，立刻赶到现场，了解到使她崩溃的另一个原因：她父亲心脏不好，身体出现了状况，她想早点出院回家照顾父亲，但积极配合治疗一个多月，还是看不到希望，情绪就失控了。这时候我们让护士长协调医院心内科主任，请医生和患者父亲电话联系，解决患者焦虑的源头。

　　我太太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在那些日子里经常留女儿一个人在家。有一天她到家一看，女儿自己把饭做好了。援鄂的那些日子，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成长，我相信对大家也是。我同样相信，面对疾病带来的伤痛，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

　　2020年伊始，武汉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疫情告急之时，我响应中央军委号召，主动报名，除夕夜随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

　　到达武汉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支援汉口医院。汉口医院是武汉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之一。本身是一家以康复为特色的二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和呼吸衰竭救治基础比较薄弱。我被任命为呼吸内科主任，抵达当天即第一批进入病房实地考察救治及防控状况。当时汉口医院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医务人员和防护物资紧缺，病房防护条件不完善，尤其病房内有大量陪护的家属，无法做到隔离传染源，对此我们非常不理解。但汉口医院同行的一句话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医务人员已经完全透支，家属不来陪谁来陪？”病房的现状充分体现了武汉同行的大无畏精神和武汉人民不惧病毒亲情第一的大爱！

　　回到驻地我们立即紧急制定展开、救治及感控方案。为最大限度帮助武汉人民，帮助汉口医院，医疗队党委决定全员发动，医务人员全部进病房一线，所有组织，物资，消杀，防控等工作交给指挥组。从那时开始带队校长政委每晚在驻地门口为同志们消毒一直坚持到撤离。海军医疗队开设了一个呼吸内科和一个重症监护室，我负责的呼吸内科有86名医护人员，展开共3个病区117张床位，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工作强度。

　　但同志们毫无怨言，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到最好，很多同志上班前不吃东西不喝水，或者穿着纸尿裤进病房，就是为了在病房里多干一会，节约一套防护服。同时，我们加紧探索新冠肺炎的救治规律。工作两天后即根据对疾病科学规律的理解和临床实践，提出了“早期观察、加强营养；后期积极、加强监护”的总体治疗原则，并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分级治疗规范1.0版》，迅速实现了疾病的正确、高效、有序救治。

　　接管病房两天后，所有病人病情趋向稳定，医务人员接管了所有病房护理、照料和环境卫生工作。汉口医院同行来了都惊叹军医大学就像变魔术一样，病房管理一下就走上了正轨。这种赞扬也坚定了我们规范治疗的信心。汉口医院工作8天期间，收治患者120人，其中重型及危重型患者37人；3名患者康复出院，1名机械通气患者顺利脱机；除头两天死亡4位病人以外，后面所有患者全部病情好转无一死亡。

　　期间本院感染员工病情进入重症阶段，我们给予精心治疗，使他们全部转危为安，帮助汉口医院实现了医务人员零死亡。我们还结合汉口医院病房实际，优化感控布局和流程，做到防控合理、有效，有力保障了“打胜仗、零感染”目标的实现。期间我们的工作成果在2月初就发表了学术论文，成功救治汉口医院放射科主任的病例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收录，被国际同行广泛阅读，为世界抗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月2日转战火神山医院后，我担任感染二科一病区主任。病区共医护人员50人，展开床位60张。刚刚接手的火神山医院还处在施工收尾状态，同志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迅速投入到病区的紧张筹备工作中，核验水电、布置床位、打扫内务、整理物资，使病房尽快达到收治水平。

　　面对武汉不断蔓延的疫情，我们与时间赛跑，竭尽全力收治病患，开科当天4小时即收满60个病人，累计收治185人，其中重型患者102人，危重型患者2人，老年患者60%以上，重型患者中最年长者达92岁；期间共抢救23人次，全部成功。治愈好转出院177人，8人因核酸持续阳性病情好转转院治疗，做到了经治患者“零死亡”！这些数字凝结了火神山医院全体指战员的心血，也书写着海医大人和长海人大大的自豪！

　　尽管疫情复杂，防控压力大，但我们始终忙而不乱，坚持科学救治，成功探索了皮质激素使用、中西医结合等救治关键问题。病区专家组先后制定了《分级治疗方案2.0版》、《2.1版》；开展托珠单抗，干细胞疗法，恢复期血浆治疗等新疗法探索，病例数和质量都名列前茅；病区自己组织开展各类临床研究30余项，撰写了一批论文；国际首创开展移动单人加压舱高压氧治疗新冠肺炎的探索，克服困难用人力将氧舱运入病房，开展4例，疗效显著。2020年3月5日我因工作表现突出，于火神山医院火线荣立“二等功”。

　　“幸得有你，山河无恙”！在党中央、习主席的指挥部署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第一个取得了抗疫斗争的决定性胜利。火神山医院也将因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记录史册！

　　救死扶伤 义不容辞

　　1月23日，当我收到医院的援鄂通知，便主动报了名。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觉得义不容辞。

　　1月24日除夕夜，当我和家人还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我踏上了驰援武汉的征程。

　　1月25日凌晨，我们的飞机到达武汉，机场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灯光，整个停机坪就我们一架飞机。下飞机时我还和队友拍了一张合影，虽然隔着口罩，但我们都面带微笑。

　　1月27日，我临危受命，担任首批援鄂医疗队后勤保障组组长，协助医疗队统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品保障。从那天起，我的手机24小时待命，后来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刘管家”。

　　我们首批医疗队有150名队员，来自上海52家二级以上医院。作为后勤保障，医疗、防护、生活用品、食品、药品，这些我都要操心负责。那段时间，经常凌晨三四点出发赶往武昌火车站领取医用防护物资，白天有时也要赶往武汉其他地点领取援助的其他物资。晚上需要整理医疗物资供需清单，并准备第二天的医疗补给物资。

　　2月1日，我凌晨3点40分到达武昌火车站，火车站冷冷清清。当我看到载着N95口罩的Z256次火车到站时，心理激动得不行，因为有了这些口罩，就可以确保队员们的防护安全了。

　　为了保障一线医务人员的战斗力，我会关注他们的饮食和生活需求。有的队员肠胃不好，吃不惯武汉的辛辣饮食，我就联系志愿者给大家配送些清淡的菜肴。2月15日，武汉突降大雪，气温骤降，夜班的队友往返医院没有班车，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危，于是半夜联系志愿者安排车辆接送。

　　抗疫期间，我全力配合队伍的医疗护理需求，从驻地出发，为新冠肺炎患者协调运输呼吸机、ECMO和血透装置，全力以赴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盔甲”和“弹药”。

　　期间，我曾多次因搬运重物而扭伤，但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坚守在库房。为了使需要长期用药的医护人员得到常用药物，我自行设计了常用药品需求调查问卷，个性化调研，按需领取药物，定人定量发放药物，这一举措受到了队员们的好评。长期在一线工作，不少队员心理压力大，我在得知后就联系医疗队的心理治疗师，对队员们进行心理疏导。

　　在一名党员一面旗的感召下，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祖父是一位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自己从小接受祖父的教诲。2019年在参加对口支援云南龙陵县人民医院的半年间，更是亲身感受到党在帮助百姓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

　　2月20日，上海援鄂医疗队临时党委成立。我在疫情防控最前线锤炼了初心使命，经受了组织考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党组织对我在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精神的肯定。

　　那些温暖的意外

　　我在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负责院感和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大家对“院感”这两个字可能比较陌生，院感医生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医护人员做好防护，最大限度地避免感染，保障医疗队零感染是院感的最高使命，而后勤保障也是医疗队的坚强后盾。在武汉的日日夜夜，除了抗疫工作，我也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1月28日，原定下午3点起飞的飞机迟迟没有通知登机，我们打听到是因为各家医院都为队员准备了很多物资，11.2吨的行李远远超过了原定737飞机的运力，为此东方航空公司紧急调派了更大的飞机。

　　当时，登上飞机的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机舱里异常寂静。这时，广播里传来机长富有磁性的声音：“我是机长刘明蒲，很荣幸能为你们这些逆行抗疫的白衣战士执飞，你们舍小家为大家，上海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在这里祝福大家在武汉能够平平安安，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来接大家凯旋。”空乘分发晚餐时，又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红色袋子，外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还特别叮嘱我们里面额外多放了一份水和食物，因为担心我们深夜到达武汉没有地方吃饭。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涌向心间，眼眶里满是感动的泪水。

　　抵达武汉驻地酒店，打开医院为我们准备的行李，看到满满的防护物资，有防护服、防护头套、口罩、鞋套，那一刹那我感到特别的意外和温暖。

　　在武汉的时候，让我们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ICU护理组长汪娟在工作一个月后发烧了。大家都知道，ICU这个岗位，属于一线里的一线，当汪娟听说ICU缺护士，她主动请缨去那里，她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是护士长，我不去谁去。”汪娟发烧的时候身体打寒颤，还伴有咳嗽，其实她是过度劳累抵抗力下降引起的。现在谈起来很轻松，但那时候发烧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非常担心，想着怎么来安抚她，怎么和医院汇报，怎么告知她家人，怎么鉴别诊断、怎么治疗、怎么隔离消毒、怎么安排生活等等，既要排除疑似，又要保护她的安全。

　　按照指南娟需要做CT检查，为此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也硬着心肠和她说万一确诊就需要住院隔离了，电话那头她一边哭着，一边语气坚定地说服从队里安排。考虑到没有排除疑似，不能坐志愿者的车，如果救护车去医院对汪娟的心理压力又会很大。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让她穿上防护服，我和其他两位战友陪她步行去医院。30分钟的路程在那个寒冷又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漫长，我们努力说着轻松的话题来缓解彼此紧张的心情。谢天谢地，CT检查结果没有新冠的表现，请示队里专家组讨论可以回驻地隔离观察。

　　经过专家组多次会诊，和一段时间休息治疗，连续多次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明确这是一场虚惊。而汪娟在稍微有点恢复的情况下，每天向队里请示要回到一线。最终拗不过她的软磨硬泡，安排她负责医疗队全部98名护士的排班和党支部组织委员工作。

　　而我也正是因为被身边像汪娟这样党员同志的冲劲、勇敢、奉献精神所感染，感到自己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向他们学习和靠拢，曾经我在摩洛哥援助医疗的时候萌生过写入党申请书的念头，这次在武汉我终于化作了行动，庄重地写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并获批火线入党。

　　带给我更多意外的是，还有武汉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

　　大家一直说“武汉人民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做出了牺牲”，但你不身处这座城市，是很难体会到这种牺牲的。而在疫情下，我们所看到的武汉人民表现出的勇气，在当时的冬日里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温暖。

　　比如我们的“睡衣大哥”，大家有些人可能通过媒体报道听说过他。他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老板，因为疫情不能开工，于是他就作为志愿者，把车用来接送医护人员。为什么叫他“睡衣大哥”呢？因为他负责夜间11点到凌晨5点的接送。为了节约时间随时出发，他总是穿一套咖啡色条纹的棉睡衣和衣而睡，“睡衣大哥”因此得名。

　　在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他说：“翁老师你一定要通知所有队员，以后你们到武汉来，一定要来找我，我免费为大家服务。”意外的是，几天后他居然自己开车来上海了，还带来了150个卡通娃娃。为了到上海，他和妻子连续进行了两次核酸检测，均显示阴性后，拨打了市长热线才拿到了出城的通行证。驱车从武汉行驶了800多公里来给我们送娃娃，他说自己送过来才放心，关键还想看看我们。因为来自武汉，他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当天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就在东方明珠附近的停车场将就了一晚，来回1600多公里，就是为了再看一眼我们。

　　我们无法忘记的，还有帮助过我们的快递小哥汪勇、还有冒着风险为我们理发的甘师傅，以及自己制作了热干面、鸡汤、红烧肉……拿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武汉三院的战友。

　　在武汉的55天，我们的荣誉感、成就感，不仅是靠我们拼命工作获得的，更是通过和武汉的战友，及患者相互支持、彼此信任共同体现的。特别是那种纯粹的信任，令我们深深感受到医护人员这个职业无限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