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文

　　1977年，我高考，记忆中并不欣喜若狂，单觉顺理成章——历史曾剥夺了原属于我的权利，现在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归还——应该的！

　　1977年，“我要高考”的意愿很强烈，因为能否离开北大荒，重回故乡上海，就在此一搏了。

　　特殊年代特殊高考，时间极为紧迫，从报名到考试，满打满算也不到两个月。要在这争分夺秒的时间段里，将十年荒废，十年遗忘悉数捡起，其难度可想而知。所谓的“教材”是匆匆从朋友处搜寻、借来的。“考纲”更是无从谈起，一切全凭当年在校时的功底。

　　1977年，我正当而立之年。那年儿子出生不久，我是一手怀抱着儿子，一手演算着“xyz”，与时间赛跑。

　　那年高考，因为十年积聚，应试者如云，故还有初试。初试考场设在团直学校。我至今仍记得，初试的数学题是监考老师抄写在黑板上的。等她抄完，我也几乎答完，且满分。初试的作文题是——《当我填写报考志愿时……》。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像弹钢琴，跌宕起伏。”其实十年情感积压，能不一吐为快么？

　　一星期后，在团部商店的红墙上，张榜公布了“复试”名单。

　　复试已是1977年年底了。复试考场设在师部中学。一天考两场，上下午各一场，共考四场——数学、语文、政治、史地（一卷）。

　　现在回想起来，在命运抉择的关头，我们这一代“特殊考生”临考前的心态其实很平静、亦很看开。

　　记得复试的前一晚，师部宣传处为招待考生，特意在师部礼堂放映那个年代的“大片”——罗马尼亚影片《爆炸》。我们这批穿越了北大荒暴风雪的“特殊考生”，谁也没心思在房间里挑灯复习，而是去礼堂一睹为快。“高考”在我们，虽已被注入了与命运搏击的不能承受之重，但同样可以从容笑对命运的挑战。

　　复试完毕，师部用卡车把考生送到团部后，即各自回家。我是手持打狗棍，头顶朗月，足踏积雪，一步一坎，徒步二十余里，回到连队的家——“小草屋”时，妻儿早已进入梦乡。

　　“录取通知书”则是在忐忑不安地企盼中，由一位开拖拉机的哥们从团部邮局给我捎来的。我清楚记得：那天放学，我正从学校回家，他叫住了我，说有我的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

　　刹那间，我心跳加剧，犹如怀揣着一块“通灵宝玉”——那种感觉此生仅有！

　　1977年，我高考，成绩还算不错：数学117，我把理科生最后20分的附加题也做了，政治72，语文69，史地（一卷）81，录取的是“大庆师范”。

　　1977年高考，“家庭出身”仍是道难以跨越的坎，“择优录取”庶几还是一个“梦”！据传我们这批考生是被“服从分配”扩招进去的。

　　那年高考，正式入学已是1978年3月了。而我凭着还算不错的成绩当上了班级学习委员。

　　1977年，我高考，最感欣慰的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当我将“录取通知书”寄回家后，母亲来信说：“你父亲得知你被录取的喜讯后，病情顿时减轻了许多。”那一刻，我才掂出一纸“录取通知书”的份量，它胜过药石无数啊！

　　岁月如梦，转眼已四十年过去了。尽管1979年春，我为了“户口”，放弃“文凭”，退学回沪。但我仍很怀念和感激1977年的高考，因为它不仅给我一次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更在于它重新开启了智慧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