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文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岁岁拜年，年年不同。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拜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因为家道中落，我家从兆丰新邨迁到浦东塘桥。小小年纪，穿戴整齐，大年初二父亲便带我去蓬莱路大姨父徐家阿爸家拜年，打躬作揖叫声“徐家阿爸好！”

　　姨父家公私合营后，家境仍殷实，三层小洋楼，落地无线电。午餐酒席满桌佳肴，印象最深的便是暖锅和鱼翅。记忆中，有一年拜年回家，父亲还带我乘小舢板过黄浦江，船随浪颠，很是惊险。

　　上世纪六十年代，凭票供应岁月，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历次运动，亲朋好友间的走动，也颇为避嫌。但年总是要拜的，亲情也是断不了的，于是我便代父亲去拜年了。

　　大年初一，我先到天潼路大孃孃家拜年。大嬢嬢总是先煮酒酿圆子水铺蛋给我吃。吃完后，便和文鸿表哥一起到兆丰新村给大伯母、菊仙阿姐拜年，然后再到曹杨新村给小嬢嬢拜年。

　　年年如此，直到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游子在外，“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是知青一代的一年期盼，真是归心似箭。

　　回到上海，便互相串门拜年。记得1974年春节，我们六连好友长脚、林祺、政明、志勇、丽玲和我，一起回沪探亲过年。于是从我家开始，一天一家聚餐。虽是票证时代，但家家都想方设法拿出最好的食材酒菜来招待。一圈吃下来，彼此拜过年，假期也快结束了，该返回连队了。

　　1989年夏，父母从塘桥老屋动迁到了潍坊新村。于是我们相约每年大年初一去父母家团聚拜年。

　　我们兄妹七人，三口之家，三七二十一，一桌圆台面是坐不下的，还要再搭一张桌子。一家三代，团团围坐，享受着满桌的美味盛馔，也享受着天伦之乐，气氛好极了。

　　下午的点心，是母亲包的宁波汤团。吃完晚饭后，父母还要给第三代压岁钱。然后我们才嘻嘻哈哈，满载而归地和父母道别。而此刻，街上已是华灯璀璨，爆竹声声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节过年是最开心，最闹猛的——父母健在，兄妹健康，孩子活泼。

　　渐渐地，母亲烧不动了，于是我们决定轮流作东，把父母接到酒家过年。2000年春节从我长子开始，在羊城酒家兄妹齐聚，热热闹闹陪父母吃团圆饭。

　　然而2006年春节，论到五妹作东时，母亲已病入膏肓，形销骨立了，我们搀扶着母亲去了扬州饭店。

　　进饭店后，我们一家家和父母合影，并录了像。那年，是我们最后一次陪母亲一起吃春节团圆饭。

　　母亲过世后，父亲独居在家。每年除夕，我们都去潍坊老屋给父亲拜年。先给母亲做忌日，摆上供品，点上香烛，拜了再拜。然后陪父亲吃吃年夜饭。但已少了母亲在世时的欢乐与闹猛，多了心头挥之不去的感伤和缅怀之情。

　　2013年春天，父亲也过世了。那年冬至，在给父亲落葬后回家的路上，四妹说：“阿哥，明年春节阿拉到侬屋里厢拜年，好伐？”我说：“好啊！”

　　于是，经与妻商量，便有了2015年春节大年初四首次“家族聚会”。席间，我对弟妹们许诺：以后每年大年初四便是我们家族“团拜日”，由我大哥买单。

　　此后至今也已十个年头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周而复始。人，就在“拜年”中长大，成熟和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