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人纷纷将聚光灯投向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剑桥等业已取得“成功者光环”的全球创新标杆，以汲取经验和智慧。

　　然而，“成功者”也有局限。意识到这些局限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战略科学系主任的鲍勇剑，选择做一名积极寻求破“局”之道的跨文化观察者。

　　当作为志愿者，参与上海杨浦大创智地区过去20余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梳理时，鲍勇剑发现，一套或可为更多创新者开启新智的“创新栖息地模式”呼之欲出。

　　探索更符合当代社会需要的路径

　　问：您的研究长期聚焦管理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这让您较早地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标杆，也意识到一些成功案例背后可能存在的隐忧。

　　鲍勇剑：没错。过去三十多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城市建设者通过要素集聚等方式，提升创新经济的发展效率。

　　以我较为熟悉的硅谷为例。它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生态系统之一，孕育了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影响广泛的标杆企业，在商业、社会影响力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的成功并非某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机制的系统整合：开放的商业氛围、灵活的制度环境、活跃的社会网络、学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大量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支撑。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人才、资金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也让硅谷成为许多城市竞相学习的对象。然而，以硅谷为代表的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并非没有局限。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一旦生态系统建立，它就可能出现路径依赖和保守倾向。旗舰企业往往倾向于将资源用于巩固既有优势，而非支持颠覆性创新或持续变革。它们强化既有技术平台，排斥潜在的替代路线。

　　从社会价值角度看，商业生态系统模式亦存在忽视负外在性的问题。旗舰企业及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存在过度吸纳社会资源的可能并不自觉，在履行“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天职时，很可能会忽略环境可持续性、社会福祉等公共价值。这是商业生态系统光环下的阴影部分，也是其未来发展必须正视的课题。毕竟，任何一个商业生态都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

　　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后，作为学者，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批判性的反思中改进其局限。改进局限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既有模式，而在于探索更符合当代社会需要的路径，使社会福祉、公共价值与商业经济、技术创新能够更好地融合。

　　幸运的是，我在2024年受到了上海五角场创新创业学院执行院长杨苓领衔的研究团队的邀请，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回顾、梳理了上海杨浦大创智地区过去20余年的发展历程。当时，该地区不仅已经形成了高密度的创新生态，孕育了4500多家创新创业企业，而且已经涌现了一批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与肯定的社会创新案例。

　　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们中间的很多故事都是交叉发生的，融合联动的多元主体共同绘就了一幅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美美与共”的社会生活图景。

　　创新需要孵化，更需要长久发展的栖息地

　　问：在围绕这幅图景展开的后续研究中，您提出了“创新栖息地”概念，并由此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框架。有别于人们已经熟悉的、以“创新孵化器”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载体，“创新栖息地”的提出，试图提供怎样的理论创见？

　　鲍勇剑：在为期一年半的实地走访与调研中，许多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创智天地的开发者瑞安集团为例，作为地产开发、投资和管理公司，他们超越了“在商言商”的逻辑，积极推动社区公共文化的建设与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

　　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悦来教授主导的“创智农园”团队，通过空间营造和公共参与，促进社会治理创新。2017年，“创智农园”作为全球7个案例之一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主编的“可持续城市案例”。2019年，该团队推动的“睦邻门”入选“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十佳案例”。

　　在大学路上，一些由社区营造团队和社会组织发起的社区共创项目，在激发社区互动、打破常规认知、引发情感共鸣等方面，产生了突出的效果。其中一些项目（如“发生便利店”等）在短暂“中止”后，化身“社区共创”的种子，撒向上海更广阔的地域，在城市的其他角落“开花结果”，迭代出新的版本。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案例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是彼此熟识、多有合作的朋友。他们各自奋斗时是所在领域的“行家里手”“超级行动者”，相遇、合作时成为彼此“共创事业”的积极贡献者。这让我不禁联想到生态学、哲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中常用的术语“栖息地”。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当中，“栖息地”的概念不仅包含了物理空间的居所，也涵盖人们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既是实际存在的空间形态，也是被共同认可的社会生活方式。人塑造栖息地的同时，也在其中安放记忆、情感和梦想。如果将这一系列理念化用到大创智地区过往20多年书写的“家园故事”上，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众所周知，创新被孵化出来只是第一步，难的是如何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新需要孕育它的孵化器，更需要长久发展的栖息地。

　　在我们尝试构建的“创新栖息地”理论框架中，既有的商业生态系统和经济活动基础，需要引入社会、文化、人居的维度。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社区建造团队等在内的多元主体，都需要被鼓励以某种合适的“角色”，参与到共同建设栖息地的积极行动中。除了这些关键行动者之外，活跃的居民、地区的非营利性组织等也将得到鼓励和支持，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由此，如果把“创新栖息地”由概念拓展为一种商业生态模式，也是可取的。它将不仅是对传统商业系统模式的延展和超越，更有可能为渴望弥补旧有模式局限的其他地区提供启发。

　　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地标，是因为它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可量化的财富生产上，还在于它具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创造力。我认为，上海同样具备孕育模式创新、创造“种子工程”的潜能。

　　年轻人的创造不止于产品技术，也包含崭新的文化实践

　　问：在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中，您结识了不少在大创智地区创新创业的年轻人。可以说说对他们的印象吗？

　　鲍勇剑：在大创智地区，要给年轻新一代描画群像几乎不可能。“五光十色的当代青年”“对创新抱有坚定的毅力”是我想到他们时，脑袋里会蹦出来的关键词。对生活和工作同时抱持着多种准备、拥有强烈的跨界创造的愿望和能力，是很多人身上的共通点。

　　我曾访谈过一位创业者。他在做“码农”期间就开始不断尝试寻找自己未来的事业。为了组织一场名为“坐地铁约会”的活动，他把上海所有的地铁线坐了一遍，专门设计了方便活动参与者基于地铁车站“巡回相亲”的小程序。没过多久，他把“城市游戏”发展成为企业团建提供专属服务的业务，并把这项小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访谈过的一些“技术大拿”在凭借自己的功绩获得行业认可后，仍然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开源软件的维护工作，为技术极客社区的大家解决提出的问题。他们有的热爱把自己精益求精的专业技术用于解决商业问题。有的热爱跨界，生活在不少与本专业无关的自发组织中。

　　这让我愈发感到，他们具备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潜质。他们的创造不止于产品技术，也包含崭新的文化实践，包含了自主定义想要解决的问题，包含了与志同道合者寻找异想天开的解决方案。

　　研究大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学者阿什比（W.R.Ashby）有一个“必要多样性”法则，即为适应复杂的环境，系统内部必须保持对应程度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大创智地区的新一代年轻人天然地渴望拥抱多样性、拒绝模式化，热爱从天马行空的、跨组织、跨行业甚至跨文化的交流中汲取养分，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是太多元、多样了。多样性已经成为这崭新的一代人激发、迭代创新能力的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创智地区不能安于现状，需要继续向成为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创新栖息地”迈进。企业可以运用“智慧进化”的策略和方法，持续保持增长活力。孵化器和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探索策划更多促成“天时地利人和”的实践，助推创造发生。地方主政者和社区管理者需要更多考虑文化认同、情感依恋、心理归属等维度，聚拢更多“社会资本”和“超级行动者”。■柳森（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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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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