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前夕，欧阳洛又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怡、贺敏学等20余人为党员。接着，欧阳洛在县城左家祠秘密主持召开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建立了中共永新支部，欧阳洛任支部书记。

　　1927年7月下旬，欧阳洛根据省委指示，到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8月3日，起义部队南下，党组织指示欧阳洛转移去上海。

　　9月，江苏省委派欧阳洛到英商老怡和纱厂任支部书记。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欧阳洛改名为毛春芳，在粗纱间写字间当抄号头的先生，他在工人中威望很高。新、老怡和纱厂工人都亲切称他为“我们的阿毛”。

　　12月，遵照江苏省委的指示，欧阳洛领导沪东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厂和电车公司等处工人进行了罢工，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欧阳洛在逆境面前毫不退缩，顽强地坚持，进行更加艰巨的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1928年4月，组织上任命欧阳洛为“沪东区委”委员，同年11月又提任沪东区委书记。12月初，欧阳洛主持召开区委会议，研究贯彻党的六大会议精神，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工人斗争，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也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大事。对此，区委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在斗争形式上不排斥合法性，要从工人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提出适合群众需要并能够达到目的的要求，尽可能地为工人群众争取利益。区委决定将工会工厂委员会推到第一线，党的组织和赤色工会隐蔽起来转入地下。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打入社会组织中去，重点做好教育和团结群众的工作，改变以往强迫命令和党组织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随着许多工厂童工、女工人数增多，分别在各工厂建立童子团和姐妹团。同时，区委还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先后编写出版了《沪东工人》、《好同志》刊物和其他宣传品。

　　当时，由于党的工人运动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欧阳洛有针对性地写了《关于对中央错误路线的分析与中央兼江苏省委问题》的报告送交省委，表明个人的看法。针对个别同志存有胆怯心理，工人们斗争情绪不高，欧阳洛以极大热情坚定党员的信心，加强对童工、青工的宣传动员工作，大胆果断地组织了一次童工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8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沪东建了一个所谓的“沪东工人俱乐部“，企图拉拢和分裂工人。欧阳洛及时向工人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教育工人不要上当。11月10日，欧阳洛与沪东区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一次捣毁“沪东工人俱乐部”的行动，迫使“沪东工人俱乐部”不得不把招牌取下，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1929年初，工头殴打工人，欧阳洛因势利导，组织新老怡和纱厂工人举行反对工头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资本家知道欧阳洛虽是写字间小职员，但在工人中威信高，只得再三委托欧阳洛出面调停。结果，在他的“调停”下，通过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开除殴打工人的工头，罢工的半天不扣工资，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燃放爆竹，用汽车将被捕工人接回，恢复他们的工作，还发给每人10元钱的津贴费。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又逐渐高涨起来，党员人数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了当时全市最大的党支部。由于以欧阳洛为首的沪东区委的努力，沪东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力量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3月，全区已有党支部27个，党员164人。与此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8个共青团支部，有团员80多人。

　　1929年4月，欧阳洛服从省委调配，离开了己打下良好工作基础的沪东区，任沪西区委书记，沪东区委书记一职由刘少奇接任。9月，中共中央调欧阳洛到湖北省委任委员，1930年2月初，任临时省委书记。2月18日，中央任命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0年4月5日，欧阳洛在武昌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时，因叛徒告密，与其他三位同志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欧阳洛面对酷刑，未供出一字，4月18日，在去刑场的路上，欧阳洛高昂着头走在最前面，“临刑时他高呼口号，其势雄雄，后随三人唱国际歌和之，悲壮激烈，视死如归。”不一刻，武昌阅马场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