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杨浦区档案局（馆）从馆藏浩瀚资料中撷取了发生在杨浦区域的几个抗战历史片断，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向杨浦市民展示杨浦儿女在抗战中浴血抗争的光辉历史。
日僧事件：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九一八事变后，位于引翔港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上的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成为上海反日运动中心之一。三友实业社创始人陈万运组建了一支400余人的“三友抗日义勇军”，并亲自担任大队长，每日早晚出操训练，三友实业社的爱国举动，引来了日本侵略者的侧目。
1932年1月18日，三友实业社门前出现了5个“化缘”的日本日莲宗僧侣。义勇军队员们见这几个日僧形迹可疑，便上前盘问。就在这时，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雇佣的杀手假扮成工人模样，从街边突然围了上来，对5个日僧拳脚相加，致1人身亡，2人重伤。这就是引发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在日海军陆战队掩护下，潜赴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还捣毁实业社附近的警亭，杀害华捕田润生，并击伤另两名华捕。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以“日僧事件”为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和取缔排日运动、解散反日团体等诸多无理要求。在中方妥协退让的情况下，28日深夜11时30分，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仍向闸北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突袭，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打响。
在这期间，中共沪东区委积极领导全区人民捐款、捐物，组织义勇军、担架队、救护队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同兴二厂（后为国棉十厂）党员沈小宝等与沪东部分抗日义勇军组成抗日游击队，为十九路军担当后勤保障。日商公大纱厂（后为国棉十九厂）、大康纱厂（后为国棉十二厂）的工人坚决不为侵略者效力，愤而离厂。英商瑞镕船厂（后为上海船厂）的工人则拒绝修理已驶进船坞的日军登陆舰。一二八抗战延缓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步伐，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刘湛恩：抗战初期为国捐躯的大学校长
刘湛恩，湖北省阳新县人，生于1896年12月。他自幼品学兼优，22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获奖学金赴美留学深造。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次年来到上海，受聘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总干事。他还兼任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及大夏大学等校教育学教授。1928年1月，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校董会慕名聘请刘湛恩担任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这时刘湛恩年仅32岁，是中国近代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
刘湛恩任校长后，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对学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刘湛恩和上海文化界马相伯、周建人、陶行知、邹韬奋等283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救亡图存。
1938年4月，国际救济协会委派刘湛恩到国外募捐，预订了4月13日去香港的船票。然而，1938年4月7日晨，刘湛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的车站候车时，突遭三名日伪特务的枪击，当场壮烈牺牲，时年42岁。
刘湛恩的牺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月9日，包括中共驻沪代表在内的中外各界人士2000多人参加刘湛恩的追悼会。沪江全体师生佩戴黑纱参加追悼会，并宣布停课三日。
从杨浦走向全国宣传抗日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沪东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少儿抗日戏剧团体，其前身是杨树浦临青路临青坊22号（今临青路116弄10号）内的临青学校歌咏队。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临青学校被迫停办，歌咏队部分队员来到设在法租界恩派亚电影院的难民收容所，他们给难民演讲、演街头独幕剧，教难童唱歌、识字。孩子们的宣传活动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全国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党团负责人王洞若等决定成立孩子剧团，并指定临青学校青年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吴莆生（吴新稼）担任团长。1937年9月3日，孩子剧团诞生了。
孩子剧团成立时，20多名团员全是少年儿童，团长也只有19岁，他们活跃在街头、工厂和学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上海沦陷后，22人的孩子剧团冲破敌人的包围，于11月18日从上海出发，奔赴内地演出，沿途先后加入孩子剧团的约有110人。1938年1月30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儿童剧团全体团员并举行了欢迎会。周恩来送给孩子们三句话：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鼓励孩子们把自己锻炼成革命的小战士，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
从1937年9月成立，到1942年9月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孩子剧团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走过了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8个省区市，演出了40多个抗战剧目，演唱了几十首抗战歌曲，帮助各地青少年儿童建立了抗日宣传队或儿童剧团。
《风云儿女》的拍摄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在中共中央文委的领导下，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次年春，创立了左翼影片拍摄基地——上海电通影业公司。1935年初，电通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拍摄了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风云儿女》。
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出自著名戏剧家田汉之手，最初名为《凤凰的再生》。田汉将自己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忧患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写进了剧本，并在稿本的最后一页，为剧中主人公创作了一首长诗《万里长城》，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最初的歌词。然而，田汉写完剧本初稿没多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了。此时，夏衍接过了田汉未尽的工作，将故事梗概改编为电影脚本，并将剧名改为《风云儿女》。
正当电影拍摄如火如荼进行时，聂耳主动找到夏衍，请求承担电影主题歌的谱曲任务。最后，聂耳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曲谱初稿，此后又反复修改，于1935年4月末将曲谱的定稿手稿从日本东京寄回上海。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内被灌制成唱片。当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后，影片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在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游行队伍中始终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在天津，宗教界爱国人士刘良模指挥数百市民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气势磅礴的歌声吓退了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在上海，七君子出狱时，和前来迎接的民众共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台儿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跳上被击毁的日军坦克，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庆祝中国军队的胜利；在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藉此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诞生在杨浦的战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正式写入宪法。
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抗日战火中支援前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黄浦江畔涌现了多个战地服务团、远征团。其中，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一支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战地服务团。当时的上海汇集了百万抗日大军，军队来自全国各地，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难以和上海军民有效沟通，以致发生不少误会。在这种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应运而生。
1937年9月，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派秘书胡兰畦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联系，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胡兰畦担任团长。该团刚组建时有10名成员，平均年龄不足19岁，9人是纺织女工，大部分来自杨树浦周围纱厂，其中包括共青团江苏临时省委组织部长胡瑞英。沪东同兴纱厂女工任秀棠则是一名中共党员，由地下党组织委派进行党的工作。
10月5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10名团员身着军服，来到驻守嘉定县的国民党十八军军部，军长罗卓英给了她们四项任务：慰问驻地民众、向民众宣传抗战意义、组织民众援军抗日、调查军队风纪。由于战地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胡兰畦又通过女青年会组织了第二批8名女工参加战地服务团。11月初，淞沪战线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服务团也随军撤退，途经太仓、宜兴、溧阳、安庆、九江、南昌等地。1938年3月，服务团在武汉又招收组织了第三批团员，队伍扩大到35人。
服务团在抗日前线工作历时3年，足迹遍及沪、浙、苏、皖、赣、鄂、湘、豫8个省市。她们不仅鼓舞了前线将士英勇抗战的斗志，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由于团员们大部分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女青年，随着反共高潮的到来，1940年10月下旬，她们在服务团地下党支部的带领下撤出了国民党军，参加新四军或前往延安，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