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一个深夜，地处军工路平凉路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七印染厂，发生了一件震惊了全厂的事情，车间走道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条大幅标语：“欢迎解放军渡江，打倒反动派！”看到这条标语，工人们议论纷纷：“天快亮了。”“国民党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了。”这事也惊动了国民党特务，一清早，两个军统特务也闻讯赶来。然而比特务早到一步的是这家厂的人事课主任——冯瑞祥。冯瑞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赶到现场。他十分清楚，发生这种情况，国民党当局肯定会派人前来干涉。处理这样的事情，是自己的职责。同时，因为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虽然这条标语及时传播了鼓舞人心的消息，但内心却为这位地下工作人员的鲁莽行动而着急。原来，厂里的一位地下党员在听了上级组织传达的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的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贴出了这条标语。这时，冯瑞祥表面镇静自如，却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保护好自己的同志。冯瑞祥一面叫人保护现场，一面将在场的两个中统特务叫到办公室进行“商量”，并当着特务的面，打电话向中纺公司和厂长汇报。在听了上司“旨意”后，他又故意打电话给“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队”，让“稽查队”立即派人来厂侦查。实际上冯瑞祥是电告他在部队的朋友，让他们帮助出面来解决此事。冯瑞祥这样处理，表面上与特务“商量”，实际上是非常巧妙地将特务控制住，不让他们有插手的机会。当天中午，一辆军车嘶鸣着冲进厂里。冯瑞祥迎着从车上下来的3个全副武装的“军警”，寒喧几句后装模作样到现场勘查拍照，然后回到冯办公室听取汇报。末了，“稽查队”对冯瑞祥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写一个经过，送警备司令部，有什么情况再报告。”一场可能会付出重大代价的意外事件，经冯瑞祥巧妙掩护，被平息了下去。

　　冯瑞祥的童年时代，正值山东军阀混战，他目睹了广大矿工被外国资本家奴役，生活极其悲惨，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打上了烙印。1929年，在山东中兴工专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进步书籍，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1937年，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冯瑞祥怀着救国捐躯的壮志，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军队，同日军打过仗，负过伤。以后，在宝鸡“战地失业青年训练班”任军事教员。这期间，他与在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队中工作的同学戴厚基书信往来甚密，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瑞祥随国民党接收部队从宝鸡到达上海，被派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五棉织厂担任人事课办事员。冯瑞祥在工作中对工人群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摇纱车间的许多女工，白天操劳家务，得不到休息，晚上做夜班时间一长，便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以至产品断头增多，落纱分量不足。一个姓姜的检验工头要求特别苛刻，不少女工在他手上吃尽苦头。冯瑞祥了解这些情况后，多次关照由他介绍进厂负责过磅的堂弟冯正德：“这些女工找个工作不容易，家里孩子一大堆，开除受罚等于将人家往死里逼。你也是苦出身，要苦帮苦，穷帮穷，设法让人家有一条路走走。”经冯瑞祥关照，冯正德就经常在自己身边放几个合格的纱包，逢到工头抽查时，冯正德就暗中为女工们掉包，躲过工头的抽查。

　　1948年，冯瑞祥在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崔太灵的影响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经过多次斗争考验，于同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正是革命胜利前夕，斗争情况十分复杂，冯瑞祥用自己的忠贞、智慧和胆略，开展了地下革命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冯瑞祥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地把中纺公司第七印染厂的人员情况、物资财产、技术资料等搜集起来，交给上级组织，便于迎接解放。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企图拆走主要机器设备，破坏工厂。冯瑞祥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开展护厂斗争的指示，在工人中间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对工人们说：“你们要阻止任何人毁坏工厂。工人没有工厂怎么生活？共产党来了也要开工生产的，毁工厂就是毁你们的饭碗。你们要团结起来，把工厂保护好！”工人们听了冯瑞祥一席话，连连点头称道：“冯主任说的真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工厂，谁要破坏，就和谁拼！”冯瑞祥因势利导把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护厂斗争。中纺七印有个姓张的总工程师，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想“飞走”。冯瑞祥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找张做思想工作：“听说你老兄也想走，是吗？我看你不必走，共产党搞工业建设也需要技术人才，你老兄有高超技术，定会受到重用。”张工程师忙问：“你怎么知道？”冯瑞祥便拿出一张传单递给他说：“我有一份共产党对高级技职人员宣传单，你拿去看后就明白了。”张工程师认真仔细地看了传单，对我党的政策有一定了解，打消了出走的念头，终于留了下来，并在护厂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冯瑞祥等人设法同国民党陆军291师装甲兵第二团联勤总队501汽车部队、海军第二舰队的部分官兵取得了联系，进行策反工作。然而，意外的事发生了。冯瑞祥等人在参与另一件搜集浦东敌江防军事防御情报活动时，被军统特务所探悉。5月9日，冯瑞祥和妻子在愚园路五棉宿舍被捕。5月10日，他的上级领导人曾铸也被捕。冯瑞祥被捕后，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由于特务对曾铸不了解，故意将曾铸押在审问房间的过道里与冯瑞祥见面。冯瑞祥镇静自如，面无表情，装作素不相识。此时，冯瑞祥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嘴角边还在流着鲜血，但他毫无惧色，又一次掩护了上级，保护了组织。敌人抓不到曾铸任何把柄，只得把他放了。敌人在冯瑞祥等人身上什么也没捞到，恼羞成怒，决定对他们下毒手。5月19日，上海郊区炮声隆隆，黎明之光正在升起，冯瑞祥等十几位革命者被押到宋公园（宋教仁墓园，习称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受到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宋公园，浇灌了解放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