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打起鼓来哎，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绒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

　　这是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新货郎”，他表现的是那时东北地区的货郎。在南边，在山区也有，但不是推着小车，而是挑着货担在崎岖的山间小路行走的货郎。现如今，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就是在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有了商品齐全的门店，早先的货郎担也已销声匿迹了。但那货郎挑着货担爬山越岭、穿村进户的身影和郭颂诙谐、高吭的“新货郎”至今仍在我脑海中盘旋。

　　那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山区小县城的商业局工作。20世纪60年代，全国商业系统掀起了学习“李素文”热潮（北京一个商店的女营业员）。我所在的县商局也同样开展了大学习，除了要求商业系统职工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外，还要求各专业公司和局机关组织货郎担送货上乡为山区农民服务。于是我这个20岁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首当其冲成了一名最年轻的货郎。

　　一付货担一头是日用百货，一头是文化学习用品，当时副食品都是计划物资，要凭票供应，因此，货担里都是些不要票证的商品。担子不重，四五十斤，但俗话说：路远无轻担，而且还是山路，看你累不累。

　　我被安排去的是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公社，沿路有两个大队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村）相隔五、六里，全都是崎岖的山路，而且还要翻过一个山峰，山路坡陡，每踏一步都非常艰难。刚出城时，还兴致勃勃一路健步往前冲去，路边满目青翠，溪水从脚边流淌，比起城里嘈杂的人声心情舒坦多了。可是，走着走着，身上那股子高兴劲儿就全部泄光了，那不到五十斤重的担子仿佛一下子灌了铅似的重了许多，左右肩膀调换了好多次，两肩已经会感到一阵阵疼，腿肚子也有些酸痛，嘴里的气息也急了起来。走山路歇脚也有规矩，一般要在有路亭的地方，那儿有山泉有山凳，专门供行人休息。

　　第一个路亭就在对面山腰处，大约要再往上爬个近百步，我咬着牙鼓足劲一步一步终于到了路亭，歇下担子后急忙用专门给路人准备的竹筒从泉眼里勺一掬清澈的泉水，那甘甜清凉的泉水让我一下子从嗓门爽到了心田。然后坐在亭里的石凳上歇息，这时一阵山风吹来，浑身舒爽，整个人又恢复了出城时的精神头。

　　午时才赶到第一个村子。一进村子就被村民围了起来，叽叽喳喳的大部分都是妇女们，她们除了翻看货担里的各种小百货，还对我这个挑货担的人感兴趣，特别当我这个外地人用普通话叫卖时，更是惹得她们哄堂大笑：“这个讲‘鸟语’的‘鸟类’来卖货，好新鲜。”（江西婺源当地群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称外地人为“鸟类”，所讲的语言为“鸟语”。）

　　我毕竟在婺源工作有二、三年了，虽然还不会说婺源话，但还是听得懂的，因此，听到她们这些嘲讽的话时，脸涨得个通红。

　　还好，这时有个村干部走了过来，看到我货担上标有“商业局”几个字，就大喊喝斥着：“起什么哄？人家小同志挑货担走这么远的路送货下乡，已经够累的了。对了，今天安排谁家吃饭？”

　　一个中年妇女说：“是我家。”

　　“还呆着干什么，快带小同志去吃饭，完饭后再来买东西。”

　　中饭后，买卖开始。货担里的商品村民都非常欢喜，然而囊中羞涩，真正花钱买的没几个。

　　这时我想到临时领导曾交待过，送货下去的同志还有一项任务是将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于是，我对这个村的干部说，可以以农副产品换购商品，同时拿出一张收购价目表出来。

　　这下子可乐坏了这些妇女们。她们纷纷拿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来换购。一会儿功夫，我既卖又收购，货担里的商品一半换成了新鲜的鸡蛋。

　　等到再踏上山路前往另一个山村时就已经日落西山，晚霞当空了。

　　这村已经在村祠堂里点亮了松明火等着我的到来，虽然，也同样让村民叫了好一通“鸟类”和“鸟语”，但这时的心情是愉快的。

　　就这样，我在县城与山村之间来来回回地挑着货郎担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有半年多的光景，每次看到村民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渴望，以及那一声声亲切的“上海佬来了”（后来再也不叫什么“鸟类”了），让我油然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信任。

　　古稀之年的我，常常会回忆起那年月的一些往事，想起我年轻的身板挑着货担在山间田野里穿行，想起那崎岖的山路和甘甜的泉水，想起那望着五颜六色的商品抿嘴乐的村妇们，想起郭颂那“新货郎”中唱的：“金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