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二字，在古汉语中，原本是诗学上的一句口号。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是一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是王迈所谓“笔有活法，珠走于盘，而不出于盘”，是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钱先生引注达文齐《画论》里的话说：“画家不师法造化而模仿旁人，就降为大自然母亲的孙子，算不得她的儿子。”

　　显然，诗学上的“活法”与法学上的“活法”完全不是一码事，前者是指诗人耳目观感上的活泼泼的心态，后者是指法律的活生生的存在状态。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无论是诗人还是法律人，都应将自己的目光直接投向生活，投向现实，作现实生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对于诗人而言，是要他保持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而对于法律人来说，这才能发现“活的法律”。

　　黄应贵先生在东埔社从事田野调查时发现一则地方性习惯：东埔布农人虽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但他们之间的“交换”，却不是依据市场法则，而是按双方的相对能力来进行。譬如，有人一天可赚一千元，另一人一天只赚五百元。如果前者向后者借了五百元，归还时就要给一千元。反之，如果后者向前者借了一千元，还时只要给五百元。这一习惯并未载为文字，甚至还可能与官方的正式法律文本相矛盾，但它却仍在东埔布农人之间“活着”。

　　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形式的法。贵州苗寨的田野调研材料表明，由于没有文字，许多习惯法就以服饰、诵唱、甚至无字石碑为载体。

　　苗族有“埋岩理词”和“凿岩理事”的习惯。所谓“埋岩”，表面上看是将一条岩石埋入土中、半露地面，其实却是苗族一种司法和立法活动。栽埋一个“盗窃岩”，就是树立一个盗窃审判的备忘岩，栽埋一个“婚姻岩”、“放债岩”、“财礼岩”等等，都是为以后同类案件树立“先例”。《埋岩理词》唱道：“埋岩在山岭，岩石重千斤，戈阳撬回寨，摆在众人坪……埋岩讲道理，各个听分明……柴山莫乱砍，田地莫相争，房屋莫乱霸，牛羊莫乱擒，瓜菜莫乱摘，田水分均匀，捆绳做一股，埋岩一条心……埋岩顶法理，教子又传孙。”因此，苗民也就将违法称作“犯岩”，寨老要解决纠纷，最要紧的是搞清当事人“触犯了哪块岩”，这不仅关系到适用的法律还关系到审判的地点，盗窃案就到“盗窃岩”前处理，婚姻案当然去“婚姻岩”前解决。埋岩所立石碑虽无文字，但寨老和当地苗民看到石碑自然能回忆起原先的“判例”。具体解决纠纷时，还常伴有“凿岩”的仪式，寨老在先前埋下的那块岩石前，一边唱诵岩规，一边插凿岩碑，边唱边凿、边凿边诵，岩规唱毕了，法律也就呈现了，寨老于是就按照凝结在无字岩石中的先例来判决，真可谓“无字石碑上的法”。在贵州有些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有人习惯于在“岩”前解决纠纷。

　　苗族还有一种更为生动的法——“穿在身上的法”。苗族服装最主要的法律功能就是标示婚姻集团——“服饰不同，不通婚”。在苗寨，不同类型服装的青年男女，尽管杂居一处，却不通婚姻。雷山县桥港乡开查村同居着“长裙苗”和“短裙苗”共50多户人家，虽不同姓也不同宗，就因服装不同，至今互不结亲。苗族青年男女有“跳花”、“游方”、“玩茅人坡”、“吃姊妹饭”等集会恋爱求偶的传统，在求偶活动中，服装就是通向合法婚姻最直观的指示。

　　有的法律颁布了，却是死的；有的从未制定颁布过，却一直活着。

　　关于“活法”，德国法学家耶林有三点重要认识，第一，法律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会有相应的特定形式。第二，那些不能实施的、仅仅存在于条文中的、束之高阁的法律，是空洞的辞藻，是“死法”。第三，而那些在现实中得以实施的法律才算法律，尽管它们并不表现为法律条文、甚至尚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却是“活的法律”。

　　“活法”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而不成文的“活法”，只是不必表现为文字而已，并非说它仅仅是纯粹的观念而无需任何载体，以法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活法”可以载于建筑、雕塑、服饰、绘画、音乐、舞蹈、戏剧、仪式，也可以载于人们的习惯性行为。其实生活中，那些“唱在歌里”、“跳在舞里”、“演在戏里”、“穿在身上”的生机勃勃的法，以及那些“鼓楼”、“牌坊”、“石碑”、“雕塑”上千姿百态的法，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你将自己的目光移开“文本”，投向“田野”，直接关照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就一定会看到。德国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说：“法与诗在同一张床上起身。”

　　（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