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炎夏的一个夜晚，有几个男子乘夜色昏暗陆续走进上海杨树浦路眉州路口的“同益酒店”。由于生意不好，店堂里只有一桌人围坐着喝酒吃茶，他们在低声说些什么。这时，店外走进了一个人，只见他四处张望，鬼鬼祟祟。这时喝酒的人立刻大声说笑，划拳罚酒。等那个东张西望的人出去后，店里又恢复了平静。原来，这个酒店是中共地下党建立的一个联络点，这时，酒店里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召集会议的人叫何孟雄。

　　何孟雄在1929年8月下旬到上海沪东区，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沪东，他经常深入斗争第一钱，把恒丰纱厂作为重点工厂，经常为恒丰工人顶班，对工人有深刻的了解，工人也十分喜爱与他接近，在他领导下进行斗争。这时，何孟雄妻子缪伯英以华夏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长。

　　由于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何孟雄夫妇俩常常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明出门，深夜归来，还要继续工作，遇到紧急情况，随即就得搬家，为了不引起怀疑，有时还不得不制造夫妻吵架的假象，丢弃家中物件，只身离去。

　　长时期的艰苦而又紧张的斗争生活，把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强的缪伯英拖垮了。她住进了宝隆医院，一病不起，不幸于1929年10月病逝，时年29岁，身后留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缪伯英在病重时，曾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两个孩子，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以后，何孟雄每遇友人谈及伯英，就会伤心流泪，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坚强斗争形象给人以力量。他曾对欧阳立安说：“要象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何孟雄在沪东期间，在杨树浦路三新纱厂对面建立了一个外围联络点，就是本文一开始讲到的“同益酒店”。何孟雄经常到酒店来听取汇报，收取密件，有时还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何孟雄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亲眼目睹了党在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所布置的各种示威和集会一次次失败，革命同志和赤色工会的基本骨干一批批被逮捕、杀害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城市示威路线必遭失败。因此，何孟雄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言时，由于坚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了当时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指导工作的失误，接二连三地被扣上各种大帽子。但是他镇定自若，在会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态度以及他的深刻而系统的策略思想，深受一部分与会代表的赞赏。

　　1930年4月15日，正当上海准备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前夕，中共上海沪东区委的恽代英、何孟雄、宗益寿、许畏三等由于抵制李立三、向忠发的意见，发展为工作中不同主张的争论。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决议。何孟雄在中共江苏省委讨论会上对中央“左”倾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批评，继续坚持他一贯的理论观点。但何孟雄的正确意见，被李立三、项英冠以“割据观点”“偏安思想”予以压制。同年9月1日，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会上公开站出来，指出立三指导路线与国际路线有5点不同，他要求公布国际来信。自此，以何孟雄与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何孟雄遭致了灭顶之灾，当场被扣上“取消派暗探”的大帽子，不仅受到批判压制，李立三还要开除他的党籍。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在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出席的会上，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王明路线统治下的党组织不仅未设法营救，反而通知狱中党支部说，何孟雄等新进来的都是“右派”，不给他们接上党的关系。

　　1931年2月7日晚9时许，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重要干部被押出牢房。他们昂首挺胸向难友告别，戴着脚镣手铐走向龙华看守所旁的方塔附近的刑场，高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30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多次谈到何孟雄挺身而出反对危害党和革命的错误路线，指出：“立三有权的，谁敢反？王明还有个米夫，反对他们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