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傍晚的寒风愈加刺骨。长阳路兰州路高郎桥附近的一间用稻草和泥巴盖起来的小屋内，女主人在煤油炉上煮一小锅稀饭。这时，木门被推开了，走进了一位在寒风中冻得哆嗦的男子。“梅生，你回来啦！”女主人惊喜地说，“你的棉袍呢？早上出门不是见你穿的吗？”只见梅生把手中的小木箱轻轻地放在桌上，压低声音说：“这是油印机，我到当铺去了，把棉袍当掉了，买了这架油印机。”女主人不再追问，她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那位叫梅生的男子就是张维桢，女主人是陈晓凤，这对伉俪新婚不久。婚后陈晓凤转至沪东光中布厂做工，为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张维桢改名为张梅生，陈晓凤改名为陈月英，居住在高郎桥。张维桢忙于革命工作，生活费用来源靠陈晓凤做工，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有时连粥也吃不饱，两人推让着给对方吃。为了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影响，团结更多的群众起来抗日，张维桢当了唯一的棉衣，买了一架小油印机。他自己起草传单，刻蜡纸，由陈晓凤印刷，抗日的传单在沪东地区各工厂散发。

　　早在1925年，党组织就派张维桢到沪东区负责领导新怡和纱厂地下党组织了。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实际，不久便发动新怡和纱厂4000多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6年1月，新怡和纱厂工人俞远荣因抵制抄身，同门警程阿金发生争执，程阿金在领班的指使下毒打俞远荣致死，激起全厂工人的悲愤，工人们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示抗议，在张维桢等人的积极组织下，1月18日，新怡和纱厂宣布总罢工开始，并派工会代表向大班提出了全厂工人的正当要求。经过3天斗争，迫使英国大班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这场斗争深深地影响着新怡和纱厂的工人革命运动。1926年春，张维桢兼任了反动势力较强的恒丰纱厂的工会组织员，又成功地领导了该厂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放5万发鞭炮欢迎工人复工，从此恒丰纱厂有了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工会。

　　1927年2月底，周恩来为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到沪东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张维桢与沪东部委书记张叔平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要张维桢等找当过兵的人训练工人纠察队。张维桢在老怡和纱厂细纱间找到了孙长胜。周恩来派人送来了枪，就在榆林路人寿里租了一间过街楼，训练工人纠察队员打枪。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沪东纠察队当时只有10支盒子枪和一箱手榴弹，兵分二路，有武器的打天通庵路，没武器的打北火车站，张维桢就到北火车站领导斗争。23日起义胜利结束，张维桢任纺织业总工会委员长。他家住闸北区湖州会馆附近。4月12日拂晓，朦胧中听到枪声，知道形势发生了变化，立即起身，急急赶往江浙区委机关。这时，周恩来来了，张维桢就急急向周恩来请示是否要组织罢工。周恩来果断地说：“罢！”张维桢即刻赶回工会，组织罢工斗争。这次罢工不是全市统一行动。纱厂工人参加罢工的人很多，有的是闻讯赶来的。4月13日下大雨，游行队伍遭反动派镇压。张维桢去江浙区委设在闸北的一个机关找领导，见到了周恩来与赵世炎。几天后，赵世炎开会宣布：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上海工会组织，张维桢被派往南市任部委书记。

　　张维桢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一个贫农家庭。1923年参加了由共产党员肖石月发起成立的第一纱厂工人俱乐部，以后又加入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受到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教育，萌发了投身革命的思想，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纱厂工人俱乐部干事会中任干事。1925年5月，张维桢到上海，在任弼时、李立三、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下，投入了五卅运动，在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任秘书。1925年8月20日，集上海36个纱厂工会的上海纱厂总工会成立，会员有12万，项英任委员长，张维桢任秘书长。1927年8月，江苏省委调张维桢到沪东区担任区委委员兼总工会特派员，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在白色恐怖下带领群众坚持地下革命斗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张维桢在沪东区被捕入狱。

　　6年的监狱生活，张维桢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但革命壮志不减当年。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任务是以老怡和纱厂为中心，发展赤色工会。1936年6月，周林带来一份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使张维桢明确了白区工作方针，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工运工作的信心。张维桢根据商定的罢工5项条件，起草了传单。张维桢用当掉棉袍买来的油印机印制，并以日本各纱厂工人代表名义印发传单的故事在工人中广为传播。工人们踊跃响应罢工号召，11月9日有1万5千人参加了总罢工，声势十分浩大。日本海军陆战队急急分驻各厂，还开着坦克，骑着摩托在罢工区的马路上巡行。日本资本家慌了手脚，请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朱学范出来调停。张维桢等经过周密商议，决定以沪东提出的5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接受调解，轰动一时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总罢工以获得胜利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