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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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有一节很另类的经历，在当年似乎是一种很荣耀的提升，后来证明了那仅仅是昙花一现的人生插曲。

    有一天，厂里的第一把手突然来车间里找我，说，市里要抓一个重要项目，创作上海民兵的长篇小说，人员由工人业余作者和出版社编辑组成，我向上面推荐了你，他们同意了，你明天到杨浦区民兵指挥部报到，厂里就暂时不要来上班了。这个时间大概需要一两年，你要好好珍惜。

    我呆住了。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尤其对于一个在笔耕路上刚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完全是天上

    掉馅饼的大好事呵！两行诗，陡然掠过了心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仰天大笑得太早。

    当然，这不是我的错，而是太年轻的错。

    兴奋得一夜不眠。奇怪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早晨，厂部来了一个传呼电话，让我立即回电。那时的我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正茁壮成长，犹豫了半晌决定不去回电，而是跳上了脚踏车先去报到了。中午，给厂部回电，厂部却很蹊跷地说，没什么事。后来才知道，厂子里跟着我学习创作的一个朋党也想来争夺这块蛋糕，整个夜里尽泡在厂里给上层人士作沟通工作，于是才有了早上的那个电话，头头决定让他取而代之。消息灵通人士

    说，幸亏你没回电话，你回电话时已经去报到了，厂里才作罢，否则你便去不成了。

    谁也没有料到，故事的结局竟然如同故事的开始一样令人猝不及防。半年后，全部的采访工作刚结束，还没来得及写小说大纲，倏地因天灾人祸而宣告中止。连我在内一共四个人的创作组忽然莫名其妙地四去其三：一个去医院生孩子，两个患病倒下了，仅剩下了我光杆司令一人，只得回到厂里炉子间“抓革命促生产”去了。

    一年后，这上海民兵创作组重起炉灶时，名单上已经没有了我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厂里那个朋友取代了。

    又过了一两年，“文革”结束，上海民兵创作组的成员忽然被上纲上线统统打入了“二清查对象”的黑名单，有的被停加工资，有的被党纪处理，厂子里那个朋友也身陷其中无法自拔。而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铁拳》尚在印刷厂待印，最后只能化作了纸浆回炉。

    这时，不由自主地想起八个字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杨浦区民兵指挥部，位于控江路江浦路桥下，老百姓称之为“八机部”，是一个专门抓流氓关人的地方，也是让平头百姓既感神秘又有点吓佬佬的地方。反正，民间传说很多。

    那时，民兵指挥部给了我们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来自化工厂铝材厂纺织厂的四个业余作者和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算是成立了民兵创作组。有时，也去出版社开会听中央文件传达——那时的上海所有出版社归并成了一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姜丕基得知我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特地为我开出了长长的一份参考书目，说借此良机要出版社以革命的名义去图书馆借阅，多看一些被禁的世界名著，也可以充实充实自己。那书目上的作家与作品已回忆不出了，但至今犹自记得一人：苏联作家费定。

    书单被出版社的编辑送上去以后，有一天来了一个叫任大霖的人，我原本只知道他是很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大概那时已成为了头头罢，狠狠地训了我一通，说这书单上全是封资修的玩艺，怎么可以借阅！连碰都不能碰！我后来想想，不知这是他很红色的真实想法，还是为了保护青年作者的托词？于今，一切均不得而知了。

    当时，经常在绍兴路74号碰头开会交流的，除了民兵创作组，还有公安创作组（后来写出了长篇小说《斗熊》），最牛皮哄哄的是已经拿出了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的农村创作组。

    我们先后采访了上海矽钢片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国棉十七厂、国棉卅一厂等等，均是工总司造反起家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