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在探讨环境问题时，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穿越时空的隧道，在大量文献和数据的基础上，以英国十九世纪主要城市空气治理侧重点，从政治、经济、科技、医学、人文的维度，进行综述性的分析。全书共分为十一章，阐述了煤炭与空气、污染与治理、健康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较量。
作者在第一章《煤炭、烟和历史》中摆出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有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中，相当于世界人口的一半，他们中有很多人忍受着不适于呼吸的空气。”我们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空气质量如何糟糕，其实只要生活在大城市，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空气受到污染的现实。
越是工业生产起步早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时间也就更早。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当然是功臣，而作者却认为：真正引爆工业革命的，是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使用。煤炭开启了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同时也将地球引入环境污染的时代。
英国煤炭资源异常丰富，20世纪初期，一直都是欧洲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年产量2.29亿吨。如果仅仅是因为大量的煤炭生产，或者是蒸汽机的普遍使用，都不足以使英国成为19世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改变了一切。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工厂用蒸汽机取代畜力和水力，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上升，并且持续增加。
煤炭在燃烧中，不仅释放了可利用的能量，还释放了大量的烟、烟尘、酸性水汽。尤其是煤烟中，会产生毒灰、二氧化硫、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然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竟然认为煤烟是无害的。当时，煤烟弥漫在英国的很多城市，对此民众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污染并不是来自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而是产生于自然生活的过程。他们把疾病的传播归咎于瘴气，而瘴气是一种不可见的气体，被认为是腐烂的动植物散发出的。如此一来，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最多，就认为哪里的环境污染最严重，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道是污染之源。
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城市改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接受的一部分，而是把煤烟视为一个城市问题。本书中写道：“人类具有了超越以前难以超越的环境限制能力，但又没有能力预判或控制他们的新技术产生的后果。”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当时一些激进的艺术家和作家表现尤为明显。一些人开始怀念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乡村，期望英国彻底放弃工业之路，回归淳朴的乡土社会形态中。
按照常理，既然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烟雾的危害性，那么接下来要看如何治理了，而空气治理并非想象的一帆风顺。在民众的要求下，1912年当“一战”打得正酣之时，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英国各大城市的烟尘沉淀进行科学测量，并对空气质量进行抽样分析。然而，这种类似学术研究的组织，大企业主和资本家并不放在眼里。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不期望减少煤烟的排放，更不愿意看到企业关门停产。他们把制造煤烟的罪魁祸首推给城市居民，理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而排放的煤烟比工厂的更严重。英国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看法上两面摆动：一面要顺应民意，必须减少煤烟的排放，另一方面又不能和资本家们翻脸，因为他们是政府部门的缴税大户，得罪不起。
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时，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层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协。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项法规在空气污染整治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法规。在空气污染、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英国人不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2015年12月18日，英国关停了最后的煤矿企业——约克郡凯灵利煤矿，这也标志着英国彻底结束了煤炭时代。从鼓励煤炭生产，到控制煤炭使用，再到现在的告别煤炭，英国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路程。
在整治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面对经济发展不能停滞、民众生活质量不能下降的现实。这些年来，为了应对这一难题，英国和欧美各国专注于高新技术和金融经济的发展，那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陆续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有关碳排放控制与减少问题，如今成为国际外交领域的焦点，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然而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中，就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智慧。
本书所讲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及其之后对待煤烟的认识变化、空气污染治理的刚性策略，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带来诸多思想上的启迪。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准而破坏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当然也不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停止经济建设。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执行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不能松懈，厂矿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有所作为。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生态环境既然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那么真正地践行绿色理念，则是应有之举。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