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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视野可及处，已经见证了中国人婚姻的四个阶段：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砸碎封建桎梏，追求自由；三，两情相悦，初恋时不懂爱情；四，有钱就可以任性，进入掂斤拨两待价而沽的“超市大卖场”。

　　这是很历史的。

　　呜呼，造化弄人也。

　　我们的结婚时代，有几个经典镜头可视为绝妙的注解：一是大街上马路边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房屋交换”的纸头，什么放弃地段小调大，什么求面积放弃煤卫等等不一而足，恰似今日触目惊心的小广告铺天盖地；二是公共聚集场所，每到华灯初上，便是调房大军出动之时，人头攒动，如沪东工人文化宫控江电影院门口；三是由组织出面，常常是按系统举办的，如轻工局冶金局纺织局、杨浦房地局、某某街道等等，出一张广而告之的通知在周日下午借某某学校举行调房会，欢迎市民参加云云，颇有今日房展会婚博会之声势。

　　不用说，我自是跻身其中不亦乐乎，但收效甚微。

　　那时我家依旧住在工人新村五十年代分配的一居室，使用面积大约是13点9平米，父母弟妹六口人。即使采用当年流行的以布帘隔开或以大橱家具阻断的方式都无法奏效，因为面积太小根本就让你无从下手，连“螺蛳壳里做道场”都无法施展手脚。这一来只剩下了自古华山一条道：调房。

　　在一个晚上，我下决心复写了几十份“放弃煤卫一调二”的调房启事，拎上浆糊桶，跳上浑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老坦克自行车，顶着夜色出发了，沿着马路数着电线木头大贴特贴“放弃煤卫，诚意调房”的纸头。

　　过了不太久，我调转枪头来到了调房的第二战线——一放下晚饭的饭碗，便前往住家附近的控江文化馆大门口报到，天天都有自发的三五成堆调房的人在那儿吹响集结号，说来也怪，我竟然在那儿遇见了厂部保卫科的科长，他也是常客，为了无婚房的儿子在操心，意欲将一套两室户的住房一拆为二，老夫妻小夫妻各住一间，这似乎不难，难的是他的附加要求：必须在同一小区相距不远，这样既可以有“鸡犬之声相闻”的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又可以免除“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女人小女人婆媳矛盾。看着夜色遮不断在人群中出没的他那佝偻的背影，心态顿起变化，原来厂级干部和小八腊子工人居然站立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调房，调房！

　　第三种调房方式是在老百姓以上两种自发的方式出来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大概有关部门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从不作为到有所作为，这就是调房会。参加调房会是轰轰隆隆的另一番景象。人山人海，举牌子的有之，墙上挂纸头的有之，更夺人眼球的是糊一高帽戴在头上，上书调房要求，其时其景美不胜收。

　　你必须带上笔和簿子，在摩肩接踵的人堆里挤来挤去记下各类调房信息。后来渐渐发展到了有些头子活络想扒分的朋友油印起了调房大全，一毛钱两毛钱一本，生意兴隆。

　　有一个时间段，每天均能收到调房人的来信，算是对我贴在电线杆上小广告的良好回应。也曾看过不少的房子。或许是在工人新村住久了，早已忘了弄堂房子的结构。再去弄堂房子三层阁，让人大跌眼镜，那楼梯又小又窄，一脚踩上去，不但吱吱嘎嘎作响，甚至摇晃不已！它几乎让我走进了郁达夫创作于1923年7月15日、首次发表在《创造》季刊1924年2月28日第二卷第2期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之中：

　　邓脱路（今丹徒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器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几根横档跌落的梯子靠墙摆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

　　就是这等恐怖模样。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些日子，我和女友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杨浦虹口静安黄浦，甚至到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什么居家桥沪东造船厂工房，什么十八间农民伯伯的宅基地草棚棚……

　　现实很无奈地向我坦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终究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