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次“违章操作”的代价
我们砍的杂柴燃烧的时间短，用当地话说就是不经烧。
听老乡说，在十多里外的泡木林有青杠树，那是一种很经烧的柴火。这天一大早，老乡王树华带着我和邻村生产队的上海知青张学良、顾致远等四个人一起向泡木林出发。泡木林很远，有十几里路，属于另外一个人民公社，严格来说我们不是去砍柴，是偷柴，所以心里还有点虚。
好在一路上王树华不停地给我们打气，“那里没有住人，大胆地砍，不要怕。”话虽是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
不知不觉的在忐忑中就到了泡木林。泡木林所在的山谷里，有清澈的溪水从谷里流淌出来，谷内野草没膝，无野径，其林木却与别处柴林不同，铺天盖地的茂盛，且蝉声鸟啼声绵绵，撩人心扉。我取下特地带来的大砍刀小心拨开杂草，沿谷底崎岖路面勉强前行，地面腐叶叠压绵软湿滑，深一脚浅一脚踩上去感觉松松软软的，脚底下有种抓不住地面的感觉，偶见裸露石块也结满了青苔。往坡上行走约四五十米开外来到泡木林，泡木林林木密集遮天蔽日，林间黑黝黝的似深不可测，行走中才发现腐叶和杂草的露水早就打湿了我的裤腿。
我借助从树叶间透过的阳光依稀分辨，不远处似有一颗青杠树，于是抡起大砍刀就砍了起来。青杠树很硬，刀砍在树上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刀把将手震得生疼，经过一阵砍伐总算把青杠树放倒了，再费力地拖到山路旁。
看着放倒的青杠树，我发呆了，看似只有碗口粗的树我却拿不动，无法扛在肩上，更无法行走。我想，只有分成长短两截拿走长的一截，于是就坐在地上拿起刀砍了起来。就是这危险的动作让我吞下了差点送命的苦果。
当砍到不知第几刀的时候，只听见“当”的一声刀从树身上滑出，砍到了我的脚踝上。只见脚踝处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露出了雪白雪白的肉，没有血出来，也不疼。我惊呆了，慌忙用手按住伤口，声嘶力竭地大喊，“我砍到脚啦，砍到脚啦。”我的声音在颤抖，山谷里回旋着凄厉的喊叫声，这时鲜红鲜红的血从我的手指缝隙里冒了出来。我不停地叫喊着，王树华和张学良他们都下来了，王树华看了看伤口，连声说莫慌莫慌。然后就在山坡上摘了些不知名的植物放在嘴里咀嚼，把它敷在伤口上，再找了一个大大的树叶把伤口处包裹一下，最后剥了根细细长长的山藤外皮，把我的脚踝包扎得五花大绑。趁着敷草药，我才仔细看了一下伤口，刀口约3公分长，很深，万幸的是没有砍到静脉，离静脉1公分左右，稍许再过来一点点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草药真管用，只一会儿血就止住了，青杠柴火是无法拿回家了，我只得用一个树枝作拐杖一瘸一瘸地跟在他们三人后面。在行走中不时有血从包裹的树叶缝隙处渗透出来，还好，伤口不怎么疼。
此时天已将近正午时分，八月骄阳似火，山谷里不时有股山风吹过，虽有一阵凉意，但仍抵挡不住热气蒸腾，尽管热，我们也不敢脱下长衣长裤，因为手腕处、脚脖子、颈部等裸露之处，仍不免会被荆棘灌木和有锯齿的野草刮出口子，在汗水腌渍下火辣辣的疼。
我们一行四人在阳光下走得好渴，仿佛整个喉咙都快要冒烟似的。
好不容易见到路旁草丛中有一潭清水。张学良窜过去俯身细看，是一尺见方、约半尺来深的泉水，泉水清澈见底。我们几个大喜过望，他们三个依次趴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吮吸清凉的泉水，我则享受用树叶卷起舀水送到我嘴边的待遇，那种感觉真爽，最后他们几个又洗洗脸、浇浇头、浇浇身，凉爽了一把才继续上路，当然喽，我是败兴而归的。
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生产队照顾我不用下水田，跟着妇女们在旱地干活。由于是大热天，尽管我已经很小心，可伤口还是感染了，创面总是反反复复不愈合，公社卫生院的刘医生说我的伤口已经是溃疡，比较顽固难好，并责怪我为什么不注意伤口的卫生。历经前后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伤口总算全部收口了。
按现在的说法，我那一次坐在地上砍树应该是“违章操作”，有了这惨痛的“安全事故”教训，我学乖了，做事也变得小心了，在以后的砍柴、劈柴、开山放炮、垒石坝、扛木头等重农活时再也不敢鲁莽，这是我付了一个不菲的学费换来的，这个代价值，要不然年轻气盛的我还不知会闯出多大的祸来。
六、与死神二次擦肩而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整个正安县通电的地方不多，“电”在那里还是挺稀罕的。
1973年，贵州省水利电力局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后，确定在我县凤仪镇的良坎河的某个河段截流建造水电站，其发电量可解决全县几个区的用电量。工程在当时还是算蛮大的，各公社都要抽调民工去建设水电站，待遇是每人每天工资8角钱，补助1.5斤粮食，以区为单位组成建制连（当时是县、区、公社三级组织）。我在公社秘书杨绍雄（苗族干部）的鼓动下也报了名，杨绍雄任连长，我在连部负责宣传、统计兼粮食保管员之类的事务。
有一天，连长杨绍雄找到我，要我陪他一起去他家看“毛脚女婿”，我说：“就不去了吧，你家女婿我认识的。”其实主要是怕坐上拖拉机颠簸近百里的山路，人会难受得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似得。
事后回想起这件事也觉得好怪，那天我就是不愿去，杨连长就是硬要我去，几个回合下来盛情难却我也就勉强同意去了。在他家住了几天后又上了拖拉机一路颠簸回到连队驻地。远远地就看见我的土坯房山墙最上端不见了，“怎么的，难道小偷进去过了。”我满腹诧异下了车，急忙打开寝室门，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呆了，一个比脸盘还要大的干泥巴块砸在我的床头上，连简易床的一个脚都被这坨大泥巴给打断了，原来挂好的蚊帐一个扣结也断了，无力耷拉下来，床上和地上还散落着一些泥巴块，从屋内抬头就能看到屋外。
原来我随杨连长走后，驻地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有缝隙的泥巴山墙在雨水的浸蚀及大风的作用下朝里坍塌了。看着散乱的这一切，我不禁毛骨悚然，庆幸我的命大，如果那天我没有随杨连长去他家去看女婿的话，大约会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就长眠于他乡……
在那个年代，不少上海人过年总喜欢烧笋干炖红烧肉，它那独特香味无法抗拒，令人垂涎，只是嫩的笋不多，吃起来让人多少有点败兴。我们那个县城周围盛产笋干，当地叫做“玉兰片”，笋干用水发好后白白胖胖嫩嫩的，烧成笋干炖红烧肉吃在嘴里那感觉不要太好，我每年都会买些带回上海，送给亲友们略表馈赠。这一年的年底，我照例坐上长途班车到县城去买些笋干准备带回上海，在返回的路上，我二次遇险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班车上只坐了十七八个人，车子沿着“之”字盘山公路吃力地爬着，车厢里除了嗡嗡的引擎声就是车窗玻璃发出“哒哒哒”的震动声，单调得很。虽然车厢里很冷，我还是抵挡不住睡意闭目小憩起来。迷迷糊糊中只听见一个急促的声音“完了完了”，语调显得很紧张，我睁眼一看，糟了，车子在一个斜坡上打滑，正在向后滑动，我忽然意识到，车子滑坡了！
在冬天的山区，车辆滑坡是很危险的，往往会车毁人亡。我一下子懵住了，脑子一片空白，双手紧紧地抓住前面座位的把手，班车还在往后退，我前排的一个年轻人，低下头想钻到座位底下可怎么也钻不进去，屁股撅得老高，我越发抓紧把手，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谢天谢地，车子滑到公路边的枯草上总算停住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下车，惊魂未定的我赶快拿着司机给的三角木墩死死地卡在车轮底部，其他人也纷纷搬起石头填在车轮的底部，以防车辆再向后滑动。这时候我才发现死亡与我们近在咫尺，公路外边就是一个好几十米深的沟堑，沟底散落着大小不一的乱石和树桩，好险啊。
定下神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路面上有些亮莹莹的薄冰，坡上的树枝上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原来高山上下过冻雨，当地把冻雨叫做“凌”，冻雨落在地上、树枝上就会形成冰层，在冰面上走路很滑，容易摔跤。冻雨是驾驶员山区开车的大忌。
这个驾驶员也太大意了，班车没装防滑链就行驶在海拔1000多米且有薄冰的路面上，难怪车子会滑坡差点车毁人亡。驾驶员亡羊补牢，在车底下铺了张油布就躺下去给轮胎装防滑链，我们忙在一旁帮他搭搭手。
当班车重新启动上路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欢呼声，大家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互相庆幸躲过了一劫……劫后余生的我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几分钟前曾身处险境，也忘记了自己在死亡来临时那瑟瑟发抖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