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彩绘图案在社区陈旧的墙面绽放，升级后的社区楼道内不仅有书报漂流墙、照明灯带、休憩座椅，还可以种个小菜，练上两笔书法，打上一圈太极……这些在四平路社区随处可见的楼道创意，正是楼道“微自治”的生动体现。

　　基层创新，引来高校学生“围观”

　　并没有被任何人邀请，母芳芳和她的几位同学全凭着自己的兴趣“摸”来会场。

　　“2017年四平路街道将以激发社会活力为目标，创新基层自治共治模式，努力构建现代社区治理格局，包括积极推进睦邻家园建设，着力提升居委会的社会动员能力，建设多元化社区共治模式。”四平路街道社代会上，街道办事处主任杜娟正在向社区代表们介绍新一年的社区发展规划。

　　台下不起眼的角落里，几位年轻人正边听边埋头记笔记，还不时用手机拍下一旁幻灯上的内容。这些年轻人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研一学生。“同济大学也在四平路社区，作为社区的一员，我们对它的运作方式和治理模式十分感兴趣。”母芳芳告诉记者，自己主修中外政治制度，希望能通过社代会，进一步了解自己学习生活的地方。母芳芳对社区的印象停留在“环境好”、“文化氛围浓”，“我看到社区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同济大学师生的设计作品和涂鸦，楼道里也有不少充满创意的改造。”但具体怎么运作的，母芳芳和她的同学们并不十分清楚。

　　过去的一年，四平路社区在基层治理创新上其实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完成了密云路、阜新路等4个睦邻中心（点）的建设并投入运营，形成了以同济大学师生为运营主体的运作特色；鞍山四村第（3）小区，通过与同济大学景观园林系合作的“我们的百草园”项目，形成了“居委会组织、大学专业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居民自治模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激发了居民对社区营造的热情；抚顺路363弄居民区将居委会更新改造为小区“睦邻议事厅”，多种形式搭建居民自治平台。

　　睦邻中心的建设运营、社区空间的“微创”设计改造，母芳芳对社区的这些基层创新模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过社代会这个窗口，她似乎看到了更多冰山下的部分。

　　关注需求，协助居民“做蛋糕选口味”

　　在各种城市病中，最典型的恐怕是邻里关系淡漠。不少人“自扫门前雪”，社区公共事务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顽症久治不愈，而基层工作人员又力不从心。

　　四平路社区是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兴建于七八十年代的工人新村，人口密度高、老式房屋居多、设施老旧、公共空间狭小。在群众诉求越来越多元的今天，“统一配送”的基层管理服务显然无法满足特定需求。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关注居民需求，协助居民自己“做蛋糕选口味”，（下转第4版）　　（上接第1版）而不是街道做好“蛋糕”分给大家“吃”。

　　从去年起，每年的社代会期间，街道主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辖区相关服务行业负责人都会聚集在一楼大厅“摆摊”，通过现场专题咨询会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需求。

　　今年的社代会结束时，很多代表并没有离开，而是熟门熟路地来各个职能部门的“摊位”前，反映自家小区的各种“疑难杂症”。一时间大厅内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当和平花苑小区的代表张毅来到街道办事处主任杜娟的“摊位”时，已经有好几位代表在排队等候了，他们大都带着小区居民委托的“任务”而来。热心社区公共事务，四处奔走、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这样的居民如今在社区里越来越多。

　　了解了需求后，就要协助居民“做蛋糕”。为了让大家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街道在各居民区开展楼道“微自治”项目，将社区自治从以往的居民区层面下沉到各个楼组。以楼组为基层自治单位，各个楼组都可以自下而上地自荐申报“温馨楼组”。居民们可以根据自己楼道的特点，自选主题，自定公约，自购装饰。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符合‘清洁、有序、文明、温馨、和谐’的目标，经考核验收符合创建标准，我们就出资给予粉刷整修，并给每个楼道2000元的楼道文化建设经费。”

　　通过楼道“微自治”项目，社区邻里情感得以重建，社区自治活力得以重塑。有的楼道有居民腿脚不便，其他居民下楼路过他家门口，总是顺手带走垃圾袋；有的楼组在楼道长的带领下，纷纷拿出摄影、绘画、布艺等作品在楼道展示，整个楼道就像一个文化走廊；有的楼道以厨艺为主题，将每家每户的“独门秘笈”展示在楼道内，并且每月定期开展美食活动。

　　议事协商，破解二次维修基金征收难

　　如今，楼道也正成为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的新阵地，成为基层治理的“软触角”。基层治理中，行政的“硬思维”很容易碰壁，而通过“楼组议事平台”这类群众自治模式，遇到事情，社区居民总会先自己“商一商、议一议”，很多事情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张毅所在的和平花苑小区D楼，最近正在更换3台电梯。这件事的背后，是楼里全体住户历时一年多的议事协商，实现维修基金二次征收的一项创举。192家住户用时3个月完成30万元的维修基金征收，这在杨浦尚数首次。

　　张毅曾当过3届业委会主任，如今是第四届社代会的代表。“我们小区高层建筑在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能得到街道的支持。”在咨询摊位旁，张毅告诉记者，去年他所反映的小区高层电梯年久失修问题，如今在街道的支持下，通过楼组居民的民主协商，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和平花苑是一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一期D座始建于1996年，各项设施已经开始老化。在这幢25层高的楼房中，192户住户共用3部使用了20年的电梯。“3部电梯常常‘罢工’，楼里的居民都坐得提心吊胆。”张毅说。

　　经初步预估，3部电梯的更新改造费高达89.5万元，而此时D座的维修基金仅剩85.6万元。此外，根据相关规定，账户内需保留初始维修基金的30%即12.4万元作为应急，这样，经费缺口就还有16.3万元，这还不包括土建费。“当时，楼里的2部电梯已经‘趴下’了，只有1部还在工作，征收二次维修基金变得刻不容缓。”

　　要启动维修基金的二次征收，必须有2／3以上的业主签字同意，要在各种细节上达成统一，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张毅告诉记者，起先有许多住户不同意，各家都有各家的考虑，比如有的低楼层住户对更换电梯的意愿不高；有的业主将房屋出租了，觉得没必要更换品牌电梯；有的业主出国多年，没有明确继承人；有的顶层住户是复式结构，觉得按面积分摊电梯费用不合理。

　　党建引领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花苑党总支通过党建搭平台、居委会干部交叉任职业委会、在业委会组建党小组等模式，激发居民自治的内生动力。从2014年起，四平路街道就开始探索符合条件的居委会干部进入业委会任职等方式，推动小区业委会新组建或恢复功能。现任和平花苑的业委会主任徐丽云其实是个“双料”主任，她同时也是居委会主任。“居委会和业委会在职能上其实存在交叉和重叠，居民们有事，还是习惯找居委会反映，业委会‘搁浅’时，不少事务也是居委会在代行。”和平花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敏介绍。前任业委会主任和几位委员辞职后，徐丽云被选为业委会成员，并在业委会会议上被确定为业委会主任。

　　徐丽云上任后，居民们最明显的感受是，业委会对居民和小区情况更了解了，号召力更强了，处理小区事务更大胆了，另一方面，业主找业委会更方便了，对业委会也更信任了。针对居民们平时接触少，活动参与率低等问题，徐丽云借力楼道“微自治”平台，组织大家开展亲子运动会、厨艺比拼、种花交流、做月饼送孤老等活动，还建立了居委会的微信公众号，增进业主们的互动和交流。

　　遇到维修基金二次征集的难题后，业委会在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的支持下，召开多次业主大会，经反复议事协商，确定了相关方案：一次性按每平方米15元缴纳二次维修基金，并委托物业公司代收，业委会全程监管。期间，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业委会、楼组长、党员骨干、志愿者协同努力，挨家挨户做工作，争取居民支持。有的志愿者为做好征收的政策宣传工作，专门在一楼大厅“蹲点”，守候动员自己“包干”的居民。有的党员自己住在2楼，带头先签字。有的居民听说邻居家的老人在养老院一直联系不上，主动帮忙联系老人的儿子来签字。

　　为确保电梯更新改造落地，居民区党总支积极搭好平台，推动成立了由居委会、业主代表、物业、电梯维保单位共同组成的电梯更新改造小组，按程序一步步推进改造工作。张毅由于为人热心，又曾在房产公司任职，对相关程序和专业知识都比较了解，被推选为改造小组组长。

　　在业主的广泛参与下，D座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92户居民100％的征收工作，共收取30.093万元作为补充维修基金，打破了老小区二次维修基金征收的“不可能”。

　　如今，在四平路社区，党建引领使得群众自治获得党组织的托底支撑，丰富了自治组织的智囊，也为群众自治提供了人、财、物的资源保障。自治平台有了有经验、有威望、肯奉献的自治“带头人”加入，“睦邻议事厅”、“我们的百草园”等各类自治品牌遍地开花，“群众的事，群众办”的局面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