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良渊、裘婉儿两位老师搭档管理下，虽然那时还处在“文革”年代，整个社会“读书无用论”盛行，可75届（1）班却有着良好的班风。在大批特判“师道尊严”的校园里，教师们都喜欢到我们班上来上课，教俄语课的芸庄老师，教工基课（“文革”时中学物理课改名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化学课改名为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的那个操着一口不太流利普通话的鬈发印尼华侨老师，以及体育、美术等任课老师。

　　我作为方老师的语文课代表，那本在安图中学读书时使用的《新华字典》，见证了自己争取当一名“身体好、学校好、工作好”三好学生的努力过程。今天，当我翻开这本早已破旧不堪的1971年6月修订后出版的第1版《新华字典》，望着扉页上自己那稚嫩的笔迹：“刘翔七五中一（1）安中”，内心油然产生一种历史的凝重感。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砸烂“封资修”，许多工具书都不允许出版。因此，不像现在的中小学生有多种大小工具书可供选用。这本“一花独放”的《新华字典》在第一页用粗大的黑体字刊登了一段著名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广大工农兵群众，在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对字典工具书的需要十分迫切，我们现将《新华字典》略加删改，出版试用，以应急需。”版权页上印着1971年6月修订第1版，定价为0.73元。

　　当时，《新华字典》是我们这代学生的唯一“标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的方良渊老师，上课时规定我们必须把《新华字典》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的左上方。遇到课文中的生字和词语，不得举手提问，自己先查《新华字典》。他还在班级中展开“看谁查得准、查得快”学习竞赛。这一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全班同学使用《新华字典》的兴趣，也使我们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

　　我的这本字典因为使用率高，没多久封面和内页就出现了破损，我也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要钱再去购买新的。尽管在今天看来区区的0.73元，实在是不足挂齿，但对70年代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找来一张牛皮纸，将字典的封面包裹起来，做成了一个新的封面，再请班上一个擅长写美术字的G同学，用粗笔写上“新华字典”四个漂亮的美术字，破损的内页则用透明胶带一一补好。

　　这本字典从此开始陪伴着我从少年走向青年，再由青年走向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