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毛笔是中国人的书写工具，识几个字的人没有不会写毛笔字的，所以也无所谓与其是否“有缘”。自从中国跨进现代大门，西风东渐，毛笔作为日常用品逐渐退出历史，而成为艺术创作的工具。仍然握笔不放的，可真要有缘才行了。

　　我在念小学时还有习字课，练习写大楷。每次有课，都要带上小砚台、墨、毛笔到学校。一不小心，难免搞得到处都是黑墨迹。有些家里条件好点的，用的是铜墨盒，既方便不用费劲磨墨，又干净，铜墨盒密封，里面是浸润着墨汁的丝绵，所以不会洒，惹得我们好眼红。印象里，也只是小学写大字，以后似乎再也不作要求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自然大松一口气，感觉轻松不少。可也害得我们至今拿起毛笔，仍然是墨猪一团。

　　在“史无前例”时期，倒是毛笔字大行其时的阶段。不论字好字丑，写不写大字报，首先是态度问题。刚开始写“拥护十六条”的表态大字报，学校老师中连“有历史问题”的都不敢怠慢。我们任课的代数老师是个右派，早听说他写得一笔好行楷，这回开了眼了。可悲的是，再怎么表忠诚，最后还是受冲击。还有一位老师的名字中有一“香”字。她漂亮的签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字的草书写法，也领略了草书之美。

　　再一次拿起毛笔，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不但要学文化学知识，还要担负教育革命的重任。那时，下乡、下厂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一次在与“开门办学”的工厂举行的告别会上，班上一位女同学宣读由我起稿并书写的感谢信。女同学普通话标准、语气铿锵有力。可听着听着，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有些奇怪的词让人摸不着头脑，什么“轰二烈二”、“扎二实二”……哦，我明白了，应当是“轰轰烈烈”、“扎扎实实”——该同学不识叠字，把表示重叠、形似“二”的叠字念白了。我当时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幸好，会场上似乎谁也没有听，管自闲聊、想心事，总算让我熬到了散会。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嘉定的汽车齿轮厂“学工”，一天班长找到我，让我到办公室去帮忙写大标语。推脱不了，只得“赶鸭子上架”。纸已裁好，刷笔、墨汁也色色备齐。我想，大标语是远看的，不必太仔细，于是尽管大着胆子放手写、描、画，楷体、仿宋、魏碑……反正像不像三分样，我就一个人在办公室尽情“挥洒”。标语写完，正好墨汁也写尽，我才如释重负回到车间。不一会，头顶的行车轰隆隆开来，几名工人在行车上忙着贴大标语呢。只见车间主任满脸喜色，对旁边人说，“这是我们车间大学生写的！”呀，原来是在说我，想不到胡乱塌塌也蛮有成就感的。

　　再后来，可以说基本上没再碰毛笔。我们的专业是计算机，要求敲键盘编程序，而不是舞文弄墨。似乎这些“国粹”连想想都觉得太奢侈。忽然记起，我父亲以前也是如此。他虽然对中国书画有兴趣，但上班时从不染指。直到退休后，才临帖练字，练的是隶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周围的氛围也越来越趋向于传统文化的恢复和振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关书法、绘画的展览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我有机会，也会抽暇去看看。当然是“外行看热闹”，不过看多了喜不喜欢，自己也有主张。只是从不敢在方家面前多嘴——无论是真行家还是假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