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物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小说《红岩》让童年的我如饥似渴爱不释手。江姐、许云峰、成岗等人物，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刀刻斧凿般的英烈群像。后来年龄渐长，相继观看了同题材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脑海里的“红岩英雄谱”更为清晰、深刻、完整，成为引领我平凡人生的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转瞬而过。2019年4月初，五角场街道党工委组织所属支部党员，赴复旦大学观看“上海市红岩革命烈士事迹展”和话剧《红岩魂》，我们学悦教育党支部数名党员随队前往。不期而遇的红色文化之旅，蓦然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话剧《红岩魂》，艺术地再现了重庆解放前夕，无数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被捕后囚于歌乐山国民党监狱，“虽九死而不悔”的悲壮人生和那一历史拐点。随着剧情展开，《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走进了观众的视野。在白公馆魔窟，敌人对他用尽酷刑而一无所获，于是企图“软化”，宣称只要他写下“自白书”，便可重获“自由”。陈然慨然挥笔，写出气吞山河的《我的自白》：“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号，展示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被捕后，其五哥刘国錤专程从香港飞往重庆，用重金打通关节欲救七弟刘国鋕一命。白公馆头子徐远举法外“开恩”：只要刘国鋕签名写一纸“脱党证明”就可活命。面对骨肉同胞撕心裂肺的跪求和敌人的威逼利诱，刘国鋕丝毫不为所动、绝不肯乞求苟活。他说：“我死了有党，虽死犹生；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他义无反顾诀别五哥，重回监牢笑傲死神。

　　“千金散尽为革命”的共产党员王朴，变卖田产筹得近两千两黄金用于革命事业。而他却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红岩烈士事迹展的资料，恰好补充和拓展了《红岩魂》的剧情：全国解放后，组织上找到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要偿还那笔巨款，金妈妈以“三个应该不应该”做了回应：“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财产是不应该的；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朴实无华的心声振聋发聩！

　　重庆地下党联络员江竹筠，在白公馆经受了十指钉竹签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凶神恶煞般的敌特用尽种种伎俩，始终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组织的任何机密。江竹筠坚贞不屈义正辞严，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灭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她和狱友们在女牢里“绣红旗”一节，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再次将剧情推向高潮。

　　然而，黎明前的夜色最黑暗，垂死时的挣扎最疯狂。重庆解放的枪炮声依稀可闻，绝望的敌人一次次举起屠刀……就连年幼无辜的“小萝卜头”也不能幸免，歌乐山在颤栗，山城在哭泣。

　　将红岩烈士搬上话剧舞台，无疑是《红岩魂》的成功探索与艺术创新。剧中主人翁均是真实姓名的人物原型，且多是从上海或从复旦走出的革命烈士。在上海观看《红岩魂》，平添了几分“缅怀先烈、接先烈回‘家’”的意味。该剧注入诸多现代元素，尤其是增添了作为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的“张爷爷”和大学生“小周”两个剧中人物。从而使“现在”与“过去”、生者与先烈的直接对话成为可能。

　　革命先烈一次次面对生死，何以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或者说，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做出正确抉择？张爷爷和小周几经深思找到答案：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信仰的力量》也就成了大学生小周毕业论文的题目。

　　那么，信仰是什么？它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不是夸夸其谈自命清高的标签。信仰是支撑风帆的桅杆，是支撑人生的脊梁，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决不知难而退的源动力。小周从先烈身上得到的启迪，难道不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乃至广大社会公众深刻反思吗？当然，《红岩魂》给人的启示是多元的。革命先烈王朴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继志”，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继承前辈遗志。烈士的这一遗愿，难道不是对我们所有后来者、新一代的殷切期望吗？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思想和行动，高度自觉地珍惜、呵护、建设先烈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美好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