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乐于且善于学习

　　《日本第一》一书初版于1979年，一出版就在美国社会炸开了锅。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中所批判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美国没有什么可从其他国家学习的”，美国人当时非常抵触傅高义要他们向日本学习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基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当时的日本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

　　首先，当时的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2年，日本的生产刚刚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1/3，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的一半。先是靠低工资，后靠大规模生产及创新科技与管理模式，日本发展了一连串富有竞争力的工业，其产品席卷全球市场。支撑这一发展速度的是日本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文化教育改革。

　　其次，当时的日本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带来大量人口流动，日本各地区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速度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但对比1960年至1973年各国犯罪率可以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呈上升趋势，日本却在逐年减少。与此同时，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持续增长。

　　总之，当时日本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结合其先天不足的自然禀赋来考量其成就，就更令人敬佩了。反观当时的美国，傅高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政治家们忙于应付眼前的政治问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没有动力去研究根本性的变革。在面对日本崛起带来的诸如贸易方面的压力时，美国也总是选择用政治手段向日方施压，而不是努力改革和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傅高义没有止步于简单的对比和批判，而是在对日本各界深入访谈、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乐于且善于学习。傅高义在书中详细分析了日本是怎么学习他国、怎么改进自身的，提炼出许多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做法。总的来说，他认为日本的方法论基本遵循了以下逻辑：先是在每一个领域选择一个最好的学习目标，然后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细致和独到的改良，直至融合成为自己的制度体系或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

　　历经了最初的抵制之后，随着《日本第一》在美国的日益畅销，随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赞同傅高义的建议，当时的美国开始意识到日本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当这本书被翻译引进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无论政界还是企业界，也都深受该书启发，从日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

　　《日本第一》横扫书市11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从此进入漫长的衰退期，其间还时不时爆出经济丑闻。一时间，傅高义走到哪儿都被问道：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吗？

　　面对多方责难，2000年傅高义写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并且表示，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因为3个因素依然存在于日本社会：一是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二是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的决心和行动；三是日本正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在书中，傅高义明确回答：“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他特别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那么，对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日本是否还是学习的对象？回答也是肯定的。

　　日本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其过程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日本在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科技领域，有不少独到之处。就我的感性认知来说，在我去过的城市中，日本的城市是最整洁有序的。另据我了解，在决定未来制造业水平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日本也处于世界第一方阵。还有一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即人口数量不多的日本，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却不少。

　　正如傅高义所说，“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20年（引自《日本还是第一吗》，当时距离《日本第一》初版20年，编者注），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上世纪80年代，就在《日本第一》出版不久，傅高义应邀访华，在被问到“中国向日本学习，主要学什么呢”这个问题时，他回答：首先是学习日本国民的团结性。他说，中国也强调团结的重要。第二是学习日本的学习方法。傅高义说，20年前，经常有日本代表团考察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接待中发现，日本代表团来之前都会作充分的准备，彼此的对话不是从ABC，而是从更高层面开始的。

　　学习不仅要学他人的经验，也要吸取他人、他国的教训。日本也曾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一心发展经济，罔顾环境污染。有很长一段时间，各种公害几乎是日本报纸、电视每天的话题，而经过整治和发展，如今大家都认同日本的环境优美、城市整洁。在环保技术手段和政策设计方面，日本仍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是习得的而不是“遗传”得来的

　　在《日本第一》再版序言中，傅高义谈及一个童年故事。他说，有一位老师向他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

　　学习的前提是保持开放和谦虚的态度。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是不懂得向别人学习的。而被学习者保持谦虚同样很重要，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中提醒当时的日本不要骄傲。他在书中对日本提出的另一个提醒是，要培养胸怀全球的政治家，懂得真正的国际化，而不是根据自己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利用世界。

　　《日本第一》一书始终强调的是学习力，学习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傅高义自身的学术成长之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22岁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计划博士毕业后留校做美国社会研究，他的一位教授对他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并建议他选择既相对现代化又不同于欧美文化的日本。

　　听取教授意见的傅高义在1958年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开始做家庭调查，真正地深入日本社会中。数年后，他出版了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傅高义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一个机会不期而至。当时美国严重缺乏能够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找不到“能够讲流利的汉语”“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抓住了这个机会。1961年，他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同时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中的一员。他的中文名字“傅高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取的。

　　1963年，傅高义在中国香港生活了一年，真正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广东。在香港期间，他阅读能获得的所有中文报纸。回到美国后，他又认真研读哈佛大学刚刚买下的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南方日报》。傅高义老老实实读了两年多的报纸和研究材料，写出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他后来写作《邓小平时代》时，用的也是这样的“笨”办法。傅高义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除了史料研究，傅高义在促进中美关系方面也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尤其在1973年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中心主任后，更着力于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来积极推进中美交流。也是在这一年，傅高义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1987年，傅高义受邀前往广东，去实地了解这个他曾在报纸与文献中反复研究的地方。他在广东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他为此感到幸运。

　　《日本第一》的再版，仿佛是傅高义学术生命力的象征。初版40年后重读它，对于解决“成长的烦恼”，破解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遇到的难题，依然具备参考价值，尤其是书中所涉的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实现城乡一体化、应对老龄化等方面的经验。但最大的启示，我认为，始终是傅高义在书中指出的，“日本人的忠心和爱国精神，并不是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而是从整个机体的努力之中产生并焕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好的传统，是习得的，而不是“遗传”得来的。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张子恺）

　　《日本第一》

　　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还是第一吗》

　　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