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一时语塞。

　　在我的意识中，不知从何时起，形成这一认识，它自然而然，但不像汩汩流出的山泉，而像山中升起的云烟，若要指其出处，却又茫然。这是阅读中最神秘也最愉悦的体验——不知不觉中，白云苍狗，变幻其间。

　　“不亲切则不完美”，如果非要指其出处，在那云烟深出，似有三“山”浮现：《局外人》、《诗经》、《拿破仑法典》……或幽冥、或峭拔、或巍然，但都不乏亲切。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局外人》，载《加缪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幽冥而亲切。《局外人》主要写默尔索杀人案，属“公案”小说，但却没有惊险离奇的故事，只有震撼心灵的思想——幽冥难言的犯罪学思想在生动的形象中表达出来。哲学家可能会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反动，这一表达凝练深邃，却幽深难以捉摸。而小说家则将其转化为生动的意象：世俗社会无数双眼睛聚焦而成的严酷目光，就像“火红海滩上那炽热的太阳”，炙烤着杀人者默尔索额头；当法官问他为何犯罪时，他竟回答：“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

　　读《局外人》好似探索幽冥而亲切的雁荡山。

　　《诗经》（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峭拔而亲切。不同的读者从《诗经》中得到不同的东西，法学读者能够学到严峻的规范如何能在柔美的诗歌中建立。《诗经·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鹿鸣》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孔子读《诗经》，于《鹿鸣》，见君臣之礼；于《关雎》，见夫妇之礼。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评论说：“《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君臣夫妇之礼在诗歌的“比兴”中建立起来。《诗经·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颂·振鹭》云：“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读者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振鹭于飞，于彼西雍”的唱和中，陶醉于家庭的或宾主的规范性原则之中。

　　读《诗经》好似攀登峭拔而亲切的华山。

　　《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巍然而亲切。且不说其内容的传统性，仅就其语言和体例来讲，《拿破仑法典》开辟了一条“亲切”的法典路线，与后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冷峻”路线形成鲜明对照。法典文学化的语言，据说令大文豪雨果百看不厌；法典宽松的体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就像一件宽松的睡衣，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舒服安逸。如果说行政法像制服，民法则像内衣，最好的民法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种亲切性，使其成为影响世界最广泛的一部法典。拿破仑曾自豪地说，我没能征服欧洲，但我的法典征服了世界。

　　读《拿破仑法典》好似游览巍然而亲切的泰山。

　　法思想的表达，法规范的形成，法文件的制订，固然是一项严肃而冷峻的事业，但若能以亲切感人的方式实现，无疑会更加完美。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亲切感有一种“低贱”的倾向，画家或诗人，是在与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们制造幻象，讨好虚构。用柏拉图的话说，诗人“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理想国》卷十）柏拉图对诗人的批判是严酷的而有力的，然而，其中包含着一个悖论，他无意间使用着他所批判的对象——诗人的独门手法：“亲切感”——“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看来，亲切是难以逃避的。

　　人在亲切感中才是自在舒服的。用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里的话说：“欢乐的源始本质是对本源之切近的亲熟。”　　　　　（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