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出发，经天津乘船秘密回到上海，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随同陈独秀迁回上海（该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名为《青年》，1917年随陈独秀迁至北京，改名《新青年》）。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4月，陈独秀同李汉俊（李人杰）、沈玄庐等深入到工人中宣传唯物史观。陈独秀还派进步知识分子李次山到沪东等地调查企业与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陈独秀积极参与长沙报界、上海报界及实业界关于“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大辩论，他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厚生纱厂（今河间路29号，后为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女工的第一手资料，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资料加以分析，写出了轰动当时学界的檄文《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同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刊登了陈独秀撰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文章写道：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约8元，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不至冻饿而死罢了。穆藕初先生一年得净利是所有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工人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的名义抢夺去了，工人照例得不到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

　　陈独秀还写道：“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小时工的有二十万，若改为八小时制，日夜二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小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的知识、精力却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

　　陈独秀就沪东纱厂女工问题所写的文章，抨击了时弊，揭露工人与资本家的贫富悬殊和尖锐对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劳动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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