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为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刘少猷受党的派遣赴河南信阳工作，1925年5月，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刘少猷为常委，分管信阳地区党的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反帝怒潮席卷全国。6月初，刘少猷组织铁路工人、学生，在车站大操场举行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大会，并宣布成立“信阳各界沪案后援会”。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开始大举北伐，刘少猷受党中央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派遣，到达战略地位异常重要的南京，参加中共南京地委工作，负责津浦铁路南段的工人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刘少猷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恢复重建党的组织。5月初，因形势险恶，刘少猷被迫撤离南京到上海。这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过去不久，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捕杀，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整个上海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刘少猷被派往闸北区着手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区委组织。他置危难于不顾，工作兢兢业业，卓有成效。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中夏在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后于8月中旬到达上海，成立了新的中共江苏省委。新的中共江苏省委遂调派刘少献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进一步调整充实中共沪东区委组织。刘少猷一上任，立即着手恢复和整顿区级党、团、工会组织和下级组织，不久党支部恢复到16个，党员达305人，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又作了适当调整和充实。根据“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的要求，沪东区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各自分工联系若干工厂，建立了秘密的联络（交通）网。同月，共青团沪东区委也恢复，由匡亚明任共青团沪东区委书记。

　　在担任沪东区委书记的4个多月时间里，刘少献与区委委员们经常深入到沪东自来水厂、电厂、纺织厂、烟厂等寻找失去联系的党员，恢复基层组织，并结合工作的开展，发展新的党员。刘少献还经常深入工人生活区开展工作，与工人群众建立了革命情谊。有一次，他到怡和纱厂工人宿舍去，被巡捕房的暗探盯上了，并马上报告了英国租界巡捕房，外国巡捕很快包围了这幢宿舍，眼看刘少猷就要被捕。但是，根据英国人当时的习惯，在进行搜捕时要先将妇女放出。由于刘少猷生就一副白净清秀的面容，于是他情急生智，在纱厂女工的帮助下，巧妙地将自己化装成女工，混杂在妇女当中，逃出了敌人的魔掌。从1927年8月开始，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中共沪东区委在刘少献的领导下，沪东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1月初，共产党员从247人发展到400—500人，约占当时上海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党支部恢复到20多个。沪东区被江苏省委称赞为CP大本营。1928年初，刘少猷被调回闸北区委任书记。

　　1928年6月，中共中央派刘少猷到武汉组织临时省委，任书记。10月间，湖北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11月初，省委军委机关被破坏，接着省市委机关与外界通讯机关又被破坏。在此情况下，刘少猷及其他省委领导当机立断决定：取消省委机关，撤出工作人员，建立外县办事处，从而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28年底，刘少猷接受中央委派，先后任满州临时省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代理省委书记。面对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捕，省委机关及下层组织瘫痪的险恶形势，他不惊不慌，镇定从容，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加速恢复组织，一方面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汇报满州党组织遭受挫折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1929年夏，刘少猷调离东北来上海中央工作。10月，中央应云南省委的要求，派刘少猷回云南工作。1930年春，刘少猷被选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省委书记王德三赴滇南工作期间，省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他不计个人职位的高低和名利的得失，对党忠心耿耿，忘我地抱病工作。这时，党组织的经费异常困难，他总是以各种借口写信回家要钱，贴补党的需要。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少猷被捕。敌人对他酷刑摧残，刘少猷忠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7月26日，刘少猷被秘密枪杀于狱中，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