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郑文道高中尚未毕业，他就与侄儿郑香山一起报名投考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被录取在机械科。入学后，在地下党员景智德的影响下，常在课余假日阅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政治，并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还和郑香山一起参加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1937年夏，经过四年学习，郑文道从同济大学毕业。学校介绍他与郑香山一起去民生轮船公司就业，报到之前先回青岛度假。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华战争，郑文道与郑香山就在当地与山东大学的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日战争。叔侄俩曾奉命趁日寇尚未控制青岛的有利时机，炸毁了青岛码头仓库和市郊的铁路大桥。

　　1938年1月，郑文道来到上海，找到同学、中共党员、已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景智德。当时，上海组织正好要送干部到江阴梅光第游击队处工作。经景向组织推荐，郑文道被安排去江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游击队）。经过战斗考验，郑文道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因郑文道胆识过人，党组织将他调至中央特科，参加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负责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日本同志中西功联络。

　　1940年4月以后，由中西功出面活动，在“满铁上海事务所”下面先后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作为“满铁”的附属机构。经中西功的巧妙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以研究员的名义打入了“满铁”。郑文道除了在“满铁”开展地下情报活动外，党组织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即由他担负我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搞来的上层重要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郑文道在“满铁上海事务所”数年中，以对党对人民极端忠诚、极端负责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工作。他把从中西功处和南京送来的许多重要情报，及时地送交党组织，再由党的地下情报组织，源源不断地运用各种方式转送到延安。这些情报内容重要，如“大连满铁总部”每月向日本政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兴亚院”所作的工作指示；甚至有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军大本营会议内容等最上层的战略情报。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郑文道及时将情报报告上海特科，特科又迅即转报党中央，党中央立即作出相应对策。有一次，我抗日根据地接到了郑文道转去的一份日军准备袭击我派往河北敌后去的干部情报，立即改变输送路线，使日军扑空，保护了一批干部。

　　1940年底，日本御前会议上，陆海两军首脑就日军今后在亚洲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决策展开辩论，结果御前会议决定采取海军南进政策。期间，延安两次来电询问上海特科：“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上海的中西功和南京的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部署。这一重要情报，也是由郑文道传递给上海特科答复延安的。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该案牵涉人员很多，使日本警视厅大为震动，决定对国内外的所有情报机构进行审查。中西功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要上海组织迅速应变，设法撤退。郑文道得悉后，迅即将此危急情报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对自己的住处又进一步作了认真的检查，不留下任何片纸只字。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因中西功曾介绍郑文道到“满铁”做雇员，敌人当即怀疑到郑文道。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在上海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搜查了房间，但一无所获，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关系。敌人又追问郑文道与中国人刘国光的关系和刘国光的住址。郑文道坚不吐实。在日本宪兵把郑文道押往北四川路日军宪兵司令部再作审问的途中，当车子驰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因猛烈撞击摩擦，流血过多，身负重伤，神志昏迷，在被日军押送医院治疗期间，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内同志和日本友人，郑文道趁敌人疏忽不备之际，突然跃起，从四楼病房的窗口跳下，当即壮烈牺牲，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