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泉周（1919-1949）、王元（1918-1949）、顾伯康（1910-1949）是上海工运史上著名的“公交三烈士”，他们牺牲于上海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时为1949年2月17日。

    1949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准备向南逃窜，将其行政院迁至广州，并要求各地作好应变工作。南京政府公务员于1月份领到了应变费，每人拿薪津3个月，另加2万多元钱。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对记者说：“上海应变办法是怎么变就怎么应”、“在时势必要时，将用南京的办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地下党发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各行各业职工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发放应变费、应变米。

    1949年1月30日，公交职工迫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要求发应变费。2月16日早晨，枫林桥的工人知道了公司当局拒发应变费的消息后，自发地举行了罢工。消息传开，起讫站在外滩的公交车上的工人也积极响应。不多时，罢工的公交工人会合在一起到公平路大礼堂开会。会上提出要第三届公交员工福利会理事会督促公司派人来谈判，解决应变费问题。由于公司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无诚意，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为了打破僵局，当天下午，由公交员工福利会理事长钟泉周出面，在公平路大礼堂召开司机、售票员代表会议，代表们一致要求公司当局发放应变费，否则不予复工。中共党组织迅速作出决定，要大家提高警惕，党员曹森通知钟泉周避一避。

    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获悉公交工人罢工，惊恐万分，立即下令警察局、警备司令部派出军警镇压。

    敌人经过周密策划，于16日晚上9时半闯入西宝兴路钟泉周的家中，翻箱倒柜地搜查后，将钟泉周押上了吉普车。与此同时，敌人还逮捕了顾伯康（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王元（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其他6位工人代表。

    17日凌晨，钟泉周、顾伯康、王元等9位遭逮捕的工人代表，从福州路警察局被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敌人对他们威胁、恐吓。他们大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王元鼓励大家说：“不要怕，牙齿咬咬紧，要经得起考验。”顾伯康激昂地说：“我为大家谋福利，应变费每人6石米是我提出的，这是工人一致的要求，你们以为逮捕我就可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钟泉周严正斥责敌人说：“我是全公司职工选出来的，我为工人谋福利有何罪？”敌人一连审讯了4个小时，一无所获。

    在看守所时，钟泉周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其中嘱咐：“家中一切，请同学曹森照顾”。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为大众谋幸福，为生存，争自由，死也值得！死何可惜！”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人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到底。

    1949年2月17日下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悍然下令杀害钟泉周、王元、顾伯康。敌人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地将三人押赴江湾枪杀。

    三烈士的被害，激起了公交职工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公交党支部组织工人瞻仰三烈士遗容，激发全体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短评，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和刽子手“决不能逃避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2月27日，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同学会也分别举行了追悼公交三烈士的大会，以示对烈士的缅怀和对反动当局的声讨。

    上海解放后，市长陈毅于1950年2月17日为公交三烈士殉难一周年纪念大会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1985年2月17日，是公交三烈士牺牲36周年，为继承和发扬公交工人的革命传统，市公交公司建立了公交三烈士塑像。上海市四平路1230号上海巴士一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广场上的苍松翠柏之中，屹立着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位烈士的塑像。塑像旁的“二一七”图书馆内设有三烈士纪念室。纪念室入口处的门楹左边挂有一牌，上面刻着由原上海总工会张祺题写的“公交三烈士纪念室”。当人们走进纪念室内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室内陈列着烈士遗像、遗物与事迹，还有陈毅、刘晓、刘宁一、马纯古等领导人的亲笔题词，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等敬挽的匾额和《人民日报》等刊载有关公交三烈士文章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