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爆出多起教师猥亵小学生案件。这样丑陋的社会伤口并非新出现，但传媒的日益发达使这一问题逼至公众面前，每一处新伤痕都触目惊心。

　　我们不应避讳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学校已是高危地点，有些教师已成高危人群，所以更要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更要进行严苛的监管。把这一问题归入“绝大多数是好的，几个禽兽玷污了整个群体”的逻辑，没错，但无效。鉴于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师光荣、教师神圣的观念，探讨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别扭，甚至是冒犯。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破除——不是破除教师的神圣感，而是破除“因为其神圣所以此话题是禁忌”这样的观点。

　　作为教育准入制度之一，持教师资格证执教是世界惯例。中国也实行这一制度。但是不是有些时候“走过场”了？当然，基于并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持证上岗已经算是正规的了。以往我们多是从忧心基层教师流失，或体恤民办代课教师的辛劳与不易等角度来讨论此类现象，现在则必须强调另一个视角：这样的“将就”或者“没办法的办法”，潜藏着多大孩子受侵害的风险？

　　除了教师监管，多起猥亵小学生案件也暴露了日常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隐忧，特别是把孩子心理建设的缺失这一事实尖锐地呈现出来。这些案件或者因偶然撞破才被发现，或者事发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被察觉，这令人迷惑。

　　孩子很难主动说出真相，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性教育的缺失使很多孩子的相关知识几近空白，但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惯于把孩子培养成唯老师马首是瞻，乐于见到他们“听话”、“乖”、屈从于老师的权威。

　　良好的教育应该传递这样的信息：老师值得尊重和爱戴，但老师不是绝对正确，也并非绝对不可挑战。这也就意味着，当老师错误时，作为学生你应该指出；而当有的老师举止怪异，对你造成不适甚至伤害时，你要说出来。不回避教师队伍中恶的存在，并在教育过程中塑造孩子能识别和抵御这种恶的健全心理，方能压缩罪行存身的空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