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厚少年保润，在照相馆里错拿了相片，记住了一位面带愤怒的少女。从小被抱养的“仙女”，被街上的居民视作扫帚星。放荡浪子柳生，撮合了保润与仙女的第一次约会。约会不欢而散，然而却在三人再次相约的舞会上，悄然发生了一宗强奸案。保润蒙冤十年牢狱，仙女深藏伤痛离开故里，柳生心怀内疚洗心革面。十年后保润出狱，柳生已是事业有成，两人不计前嫌结成兄弟，不久，仙女因意外怀孕被迫回乡生养，三人竟宿命般地重逢在香椿树街上……

　　《黄雀记》分三个部分，“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每一部的标题已经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每一部亦分成诸多带标题的小节，如“照片”、“去工人文化宫的路”、“兔笼”、“水塔与小拉”等。分别以三个少年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采用有意味的小标题，讲述了这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青春故事。苏童在这部小说中，以温婉、沉实、内敛的耐心，从容叙述了一个时代生活的惶惑、脆弱和逼仄。他对转型时期的社会乱象、个体窘境以及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及荒诞，进行了精准的解析和流畅的描摹。

　　小说开头先是以一位丢魂的老头（保润祖父）对“生死”毫无所谓的幽默态度，拉出了一笔明亮的青春基调，即便这位可怜的老头的背后是忘恩负义的媳妇和懦弱无能的儿子，也丝毫没有影响祖父生命的韧性以及少年保润对光明人生的憧憬，这段对青春的叙写和回忆也成了整部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这位略显古怪的保润祖父，成了日后串联起四散流离的三个少年的关键人物。

　　《黄雀记》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苏童把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

　　《黄雀记》除了充满画面感之外，还兼具清晰可辨的情节线，而这个情节线的设置和影视剧的美学习惯十分相似，即逻辑清楚，简明有序。书中角色个性张扬而无所忌惮，性情尖锐而冲突不断，整部作品充满了戏剧色彩。叙事舒爽直畅，白描中流露出特有的幽默感，颇有憨厚率直的放荡不羁，又带有回忆色彩的隽永不休。作者赋予书中人物以更宽广的人性自由度，如每年拍遗照的祖父、自怜自艾几欲精神失常的粟宝珍等，他描写了很多人“神经质”的一面，又充分赋予他们以合理性。展示人在社会的变革中道德、精神系统的整体性紊乱。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升级。

　　苏童的小说在这样一个文学传统上起步，在叙事结构上有新的尝试和突破。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以画面、情绪、意象等结构故事的方式，绚烂的意象、唯美的画面、飞扬的意绪、流动的诗情，在苏童小说中互相融合在一起，形成总体的抒情方式，表现出在个体写作的时代作家自我的心灵诗学。如果说以情节、人物等结构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人们试图解释世界的努力，那么，苏童小说的结构方式的背后则隐含了世界的神秘、不可知和自我在世界面前的迷失。

　　众所周知，以少年视角回溯往事是苏童小说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这位才情作家的独门绝活。《黄雀记》也未能脱离这一叙事轨迹。一系列发生在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都是以一段段充满少年笔意的叙事而展开。故事的起点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少年时代是作者曾经亲历过的。这样的记忆虽然直接和作者自我的生命体验相关，但它并不是为了回溯而存在。作者只是通过铺陈“香椿树街”的日常生活，进而以原生态的方式将一种特殊的情怀展现于读者。

　　在苏童的小说中往往是以故事中主人公为视角，讲述一个历史时期的百态万千。但纵观苏童的写作历程，从早期长篇小说《米》、《蛇为什么会飞》，到《碧奴》、《河岸》，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单纯地讲述各自主人公的故事，而是经由大量与“我”相关的、有着血亲关系的家族成员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我”生活的香椿树街上的故事，来探寻一些历史与现实的隐秘。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经常是一个结构性元素，一系列在文本中的游走时口中的讲述，有时不仅没有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反而使文本的形态更为虚幻。

　　苏童在一次采访中介绍：《黄雀记》中提到的打结这一元素，其实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隐喻漫长的政治社会。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政治的隐喻。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了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转型和变化时所遭遇到的最大窘境。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