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盛夏的上海酷日炎炎，黄浦江边有一男子衣衫褴褛，沿途要饭。突然，这男子脸色发白，晕倒在地。这时，一位工人模样的行人将晕倒的男子扶起，走到树荫处给他喝了几口凉水，男子渐渐苏醒过来。这位晕倒的男子叫欧阳洛，是中共党员。他在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时，党组织指示欧阳洛转移去上海。欧阳洛接到转移通知，迅速化装，到达九江后路费已经用完。因找不到党组织的关系，就沿途讨饭，历尽艰辛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人生地不熟，几天没有饭吃，饿倒在黄浦江边，险乎离世。后经工人师傅救助，找到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地点。欧阳洛与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时，已骨瘦如柴，脸色黑黄，憔悴不堪。

　　欧阳洛是中共江西省永新县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夏，欧阳洛考入南昌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受宣传马列主义刊物的影响，参加了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1926年7月，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前夕，欧阳洛根据省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策应北伐战争的指示精神，先后发展了贺子珍等20余人入党，建立了中共永新支部。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县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在6月10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永新“六一〇”反革命事变。当时欧阳洛正在县城福音堂开党的会议，听到突然传来的激烈枪声，他警觉地当即宣布会议暂停，沉着地组织同志们紧急转移。他最后一个撤离时，敌人已包围了福音堂，他机智地藏身在教堂内的下水道里，几天后才顺着下水道走到禾水河边，来到一家铁匠铺里。经铁匠帮助才安然撤离县城，辗转来到吉安。一到吉安，欧阳洛就组织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自卫队进攻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同志。1927年7月18日，三县农民自卫队按照预定计划，攻占永新城，救出了所有被捕的同志。

　　1927年7月下旬，欧阳洛根据省委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在按照党组织指示转移到上海后，虽身体虚弱，但为党工作心切，坚决要求江苏省委立即分配任务。当时江苏省委为了加强上海各工厂的工作，决定派一批得力干部深入到基层去。欧阳洛被派到英商老怡和纱厂任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粗纱间写字间当抄号头的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欧阳洛改名为毛春芳。由于欧阳洛平时深入群众，关心工人疾苦，工人反映“这个先生与别的先生不一样，对工人和气”，在工人中威望很高。新、老怡和纱厂工人都亲切称他为“我们的阿毛”。

　　1928年4月，组织上任命欧阳洛为沪东区委委员，同年11月又提任沪东区委书记。当时，由于党的工人运动政策过“左”，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个别同志存有胆怯心理，但是工人们的斗争情绪仍然很高。他以极大热情坚定党员的信心，加强对童工、青工的宣传动员工作，大胆果断地组织了一次童工罢工，取得了胜利。童工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成年工人的斗志。1928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沪东建了一个所谓的“沪东工人俱乐部”，企图拉拢和分裂工人。欧阳洛及时向工人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教育工人不要去参加，不要上当。11月10日，欧阳洛与沪东区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一次捣毁“沪东工人俱乐部”的行动。据当年《十月革命纪念周沪东区工作报告》说，这次事件发生后，“一般的工人与市民，没有一个不晓得是打反动俱乐部，反动派吓得不得了，今天已把招牌取下，连同打坏的东西，用汽车搬走了。”1929年年初，发生了工头殴打工人的事件，欧阳洛立即组织新老怡和纱厂工人举行了反对工头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资本家知道欧阳洛虽是写字间小职员，但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只得请欧阳洛出面调停。通过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开除殴打工人的工头，罢工半天不扣工资，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并放10元钱的爆竹，用汽车将被捕工人接回，恢复被捕工人的工作。此后，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党支部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了当时全市最大的党支部。由于以欧阳洛为首的沪东区委的努力，沪东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力量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3月，全区已有党支部27个，党员164人。与此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8个共青团支部，有团员80多人。

　　1929年4月，欧阳洛调任沪西区委书记。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欧阳洛为湖北省委委员。 当战斗在沪西的欧阳洛得到党中央的通知时感到突然，到沪西工作刚有起色就要离开，当时妻子沈凤音还怀孕在身。可是凭着坚强的党性，欧阳洛爽快地接受了组织的调动，仅用几天时间就交待完工作，做好起程的准备，并嘱咐妻子生下孩子，取名欧阳申华。1930年2月初，中央在改组湖北省委时，升任他为临时省委书记。2月18日，又任命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30年4月5日，欧阳洛在武昌主持召开党的会议。因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开会的地方，欧阳洛与邓斌、何长睿、史汉斌等4人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欧阳洛面对酷刑，未供出一字。不久，他的一个永新同乡（当时任国民党军队团长），以“看望”为名来狱中劝降。欧阳洛正气凛然地说“大丈夫死战场，决不投降。”最后，那个同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欧阳洛说：“我死后，请告诉我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难过，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

　　1930年4月18日，敌人要杀害欧阳洛等4位同志，在去刑场的路上，欧阳洛高昂着头走在最前面。据目击者说：“临刑时他走的路上，高呼口号，其势雄雄，后随3人唱国际歌，悲壮激烈，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