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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篇中学作文，竟然得了75分！我的第一任中学语文老师虞老师，原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不太欣赏我作文的构思结构以及遣词造句，由她批改的我的作文，一个学期下来，大多维持在这么一个水平线上，最低的仅70分，最高的也只有84分，从来没有达到85分也即五分制的四分以上。说来也怪，在她后来不再教我们语文了以后，竟然在上劳动课时直接点名让我去校图书馆修补图书，说是让我多看看书，以后可以多写出一些优秀的作文。她说，其实她有意压低了我的分数，是为了让我能够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当时，我完全不理解她的心意，甚至有点怨怪她。

　　但无可争辩的是，在整理图书修补图书的过程中，我确实阅读了许许多多的好书新书，印象中有不少古今中外的民间故事，诸如《中国民间故事》《非洲民间故事》《亚洲民间故事》《外国民间故事》《捻军传说故事》《太平天国传说故事》《动物民间故事》等等，大概那一时间段国内正时兴搜集民间故事的缘故吧。还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同时，我借机阅读到了不少长篇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保卫延安》《火车头》《风云初记》《三里湾》等等。

　　虞老师离开后，继任者是班主任张葆英老师，对我的作文有了一些适应性的好感，批的分数大多在80分以上，最高的竟达到了90分。

　　记忆深处一直铭记着她上的第一堂语文课：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她一点一点由表及里地从花生说到人生。张葆英是位很严厉的老师，上课不苟言笑，但凡批评教育也鲜有当场“现开销”。我和大多数同学都应邀去过她家白相，也住在控江东三村，那委实是间斗室，一室户。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房间里和床底下都堆满了报纸和杂志。她很为拥有这些报刊自豪。

　　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她那种颇为特别的教育方法，很艺术。有一位王姓同学（好像叫王鹤鸣）数学成绩蛮好，但上课捣蛋，下课顽皮，不少老师见之头疼。有一次，他的数学考试得了满分，张葆英老师居然和同学们敲锣打鼓到他家报喜，次日即向全班宣布王同学为数学课代表！这一招立竿见影，王同学被彻底招安，从此成了好学生。还有一次发生在鄙人身上。有一回期末考试，英语成绩考砸了，得了29分，不及格得一塌糊涂！后来想来，可能是当年英语并不算主课，也不参加高中升学考的原因吧，那理所当然地不受重视了。谁也不会想到，张葆英老师居然向全班同学宣告说，这肯定不是管新生的真实成绩，我相信他！结果到了下一学期，我的英语考试成绩从29分呈三级跳远式一下子窜到了92分！这样的事，谁若遇上一次，都会一辈子忘不了。

　　后来，张葆英老师调去教导处，当了领导，不再给我们上课了。到了初一下学期或是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来了新班主任姚国逊老师，是教代数几何的，同时也是排球场上的一把好手，弹跳力上佳，拦网、扣杀均为主力队员。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衬上一副前冲三的飞机式大背头，称得上是名副其实酷得要命的帅哥。还来了一位刚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倪继光，担任语文老师。倪老师总喜欢和学生们海吹神聊，经常提到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姚蓬子，上课时天花乱坠唾沫四溅水淹七军！又说他的儿子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号称“北有戚本禹，南有姚文元”。这是在“文革”开始之前，我等孤陋寡闻的学子算是头一回闻听戚本禹姚文元的大名。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悔之不及的事。初一开学时，居然在操场上遇见了一个正在踢足球的男生——尚记否，那个自告奋勇带着我追寻窃贼、并慷慨解囊赞助我教科书的长白男孩？对，没错，就是他！我们彼此认了出来，原来他是65届学生！可惜，我们仅交谈了不多几句，他便奔去足球场上踢球了。后来，也有过几次匆匆相见，均无深谈，直到彼此离开双阳中学，失去了联系，迄今只记住了他的姓：王。那个年代的孩子，似乎并不当一回事儿。

　　于今，唯有一声长叹空对月：桃李散落拾亦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