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文学的影响不仅开拓了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题范畴，同时，卡夫卡创作独特的小说样式也进一步激发了当时的新时期文学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教条的叛逆。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文坛稍有成就的作家，都会承认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即使那些在小说风格或写作手法上与卡夫卡迥然相异的作家，也都坦率地承认卡夫卡对自己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然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广泛的影响之下获得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来自西方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卡夫卡，还有许多近现代的西方作家与作品。毋庸讳言，有些西方作家作品在当时甚至比卡夫卡的影响更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流派，诸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等流派的作家作品，他们都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现在看来，当时那些外来的影响大多只是喧嚣一时，不久便归于沉寂，而卡夫卡的影响则几乎遍及中国大陆整个文坛，并且经久不衰。这一方面是因为卡夫卡生前非常钦慕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读过德译本的先秦诸子经典，尤其是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他对老庄思想不仅称颂倍加，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卡夫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自然也会渗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人”，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在西方文学的形态下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犹太文化理念，所以他的文学形象经常被西方学界标注为“荒诞”的美学特征。其实卡夫卡骨子里的犹太文化的生活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无论是思维习惯还是价值取向，两者之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从20世纪90年代起，卡夫卡与中国的结缘有了深入发展，直接提升到了精神思想或哲学的层面，其现实的表现是，中国学界开始大规模地对卡夫卡文学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和哲学意蕴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一变化的发生，一方面是卡夫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持续发酵的必然结果，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停留在文学层面简单地品味卡夫卡作品那些怪诞形象的审美特征，而渴望探索其何以如此的缘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著名的德语文化与文学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主编的一系列译著的出版，为国内众多醉心于钻研卡夫卡，却又苦于不通德语的中青年学人能够进入到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李文俊先生译自英文的《变形记》时，同时也刊发了叶廷芳的文章《卡夫卡与他的作品》，这是中国大陆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评述卡夫卡创作的文章。从那时起，叶廷芳一直在锲而不舍从事着卡夫卡研究，包括卡夫卡作品、卡夫卡研究资料的翻译、介绍、编辑与出版。三十多年来，叶廷芳已经先后翻译、主编出版了卡夫卡各类作品集和卡夫卡研究资料集多达三十来部。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与变化，国内的卡夫卡研究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人们已经开始逾越思想学术的樊篱，正在力图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读解卡夫卡和他的文学。这一方面是由卡夫卡文学的自身品质所使然，因为卡夫卡创作总是通过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切身体验而达到了对人类文化的通透感悟，所以贴近自己鲜活的生存境况，显然能够帮助人们从内心深处直接领悟卡夫卡文学深邃的精髓；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当下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和文化问题，驱使着人们重新发现了卡夫卡和他的文学所具备的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

　　第一，卡夫卡小说的解构性功能。尽管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其实卡夫卡小说却天然地具有后现代的文化品格，它对于任何一种渐趋教条化的时尚文化或主流价值都会自动地产生一种颠覆性的解构功能。第二，卡夫卡文学悖谬性的审美功能。卡夫卡小说擅长于描绘父与子、生与死、人与动物之间那种既势不两立又相互依存的充满悖谬性的存在境况，这些曾被西方思辨理性的美学名之为“荒诞”的文学主题，恰恰就是对普遍的文化现象和个人随时都会遭遇到的现实困境的一种极为精湛的形象展示。第三，卡夫卡孤独的精神气质。孤独既是卡夫卡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他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今中国，人们已经被琳琅满目的物质诱惑弄得心浮气躁，不知所措，几乎迷失了自我，沉陷于深刻的焦虑之中，此时，卡夫卡的孤独无疑可以成为一剂败火散热的良药。人们既可以在孤独中平复心灵的宁静，也能够更加透彻地体味卡夫卡文学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胡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