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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的惊愕万分、目瞪口呆过去之后，同学们清楚地知道了，升学考试暂停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暂停”的定格时间段居然会是漫长的十一个年头，直到1977年年底，才恢复高考！

　　尽管当时从北京来了一批革命小将到学校里煽风点火大串联，但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大影响，印象深刻的却是发生在我家隔壁邻居身上的事情。

　　这位邻居姓孙，或者姓沈，反正上海人的发音，Z、C、S从来不分，前鼻音后鼻音一天世界。孙先生是一位商店职员，衣服穿得山青水绿，头发梳得路数清爽，苍蝇叮上去也要滑它一跤摔断几条腿！足登一双小牛皮三接式尖头皮鞋，目光向上，一条时髦的有棱有角的小脚裤，十分登样。虽是中等身材，既不高大也不威猛，但毕竟英俊潇洒，腔调蛮浓。

　　此君有一嗜好，每天早上必去合用的卫生间如厕，必手持一份《解放日报》，必在厕上抑扬顿挫地吟诵一番诗词歌赋，必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尽兴之余方才伴随着一阵隆隆的冲水声步出卫生间。后来才得知，原来他是一位业余写诗的诗人，且时有大作见诸报端。稍大一些读到一则外国谚语：诗人在远方是伟大的，诗人若成了你的邻居，他就是一个笑话。我不作如是观。我很敬重孙先生。

　　那一天，大约在下午，蓦见他披头散发拎着断成两截的皮鞋狼狈地赤足奔进合用的灶披间，一脸惊惶，魂不守舍，语无伦次地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原来，他遇上一群手持革命大剪刀的中学生，二话不说，便把他油光锃亮的奶油大包头剪成了阴阳头，把尖头皮鞋小脚裤全部恶作剧地给剪断绞碎了，两条毕毕挺的裤腿变成了丝丝缕缕的布条飘荡，扔给他的全部赠言是一句很革命的口号：破四旧！

　　此情此景令人难忘。时至今日，依然记得他那惊恐万状的眼神。

　　“破四旧”的革命狂飙很快席卷大地：控江百货商店的店招被砸烂了——“商”字是资产阶级的；控江路三字被涂抹了，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双阳路是反动的——怎么可以有两个太阳呢？改成了“反修路！”破四旧，立四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学校里已经不再上课了，老师们不知去向，学生们响应伟大号召纷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向披靡！

　　全国的杂志先后关门停刊！父亲曾经希望我学医，为此订阅了《中华护理》杂志，因专业性太强看不懂，后改为订阅《少年文艺》，此时，也理所当然地停刊了！

　　紧接着，又有邻居被揪到大门口立在长板凳上批斗，群众高呼口号。这些人中据云有日本翻译、有逃亡地主、有洋奴买办。记得一楼四室曾住有一位老头，沉默寡言，唯嗜好日日喝酒，常常坐在四户合用的阳台上一桌一椅一壶酒一碟螺蛳，从上午独斟独饮至下午，而后便烂醉如泥瘫在了地上，弄得整个一楼全是酒气酒香，一觉睡到日头西斜才缓缓醒来。他前世修来的老太婆总是在一旁默默看着，偶尔“红袖添香”为他斟酒，或是搀扶其回屋。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此时想来，幸得这位老先生前一年去世了，据云也为逃亡地主，否则难逃一劫。

　　还有更为稀奇的事儿，那时新村的垃圾箱里经常发现被偷偷扔掉的一包一包又一包的金银首饰，不但无人认领，且无人敢捡。

　　学生们放羊了，不上课了，于是很有些自娱自乐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小组（这是极不严肃的说法，在当年应归于大逆不道之罪），自觉自愿自发的任务是——今天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抄写大字报，明天就刻写蜡纸用油印机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几个同学和我也占据了一间教室，成立了一个小组，并且用很大的白纸写上了很大的字，贴在教室门口，名曰“鸡蛋碰石头战斗组”。于是，我们这些小赤佬也很红卫兵地十分起劲十分疯魔踏着黄鱼车去外滩散发传单，去国棉十七厂观看批斗走资派的情景，去街头围观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硝烟弥漫的大辩论。

　　只是，那一日傍晚，在经过五角场的一条小马路时，蓦见一个一个又一个头上戴着纸糊高帽、身上穿着白色长袍的“牛鬼蛇神”们胸前吊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的牌子，一边敲着破旧的垃圾畚箕蹒跚前行，一边低低高呼“打倒某某某”（自己的名字）。突然一惊，我看到了以往常常挂在喜爱数学的同学口中的苏步青教授，也在一步一趋地走了过来！后来方知，此处四周乃是复旦大学宿舍，这些老师是在被学校红卫兵们批斗之后释放回家去的……

　　后来，“鸡蛋碰石头战斗组”果真鸡蛋碰石头，一磕一碰便呜呼哀哉，仅仅存活了一个星期。

　　那一天去学校，只见所有散兵游勇式的自发组织在一夜之间均被砸了个稀巴烂，而且对方还在墙上留下了一行杀气腾腾的警告语：凡再成立此类组织者，后果一律自负！

　　不过，我个人忽然有了一个小小的收获：在被同样砸烂的学校图书馆遍地狼藉的地上，我捡到了一本书，那是李瑛的诗集《红柳集》，信手一翻，看不太懂，但还是当仁不让地带走了。

　　于是，一切统统歇菜，就此拉倒！大家一个立定，向后转，解散——统统解散到家里当上了逍遥派，每天逍遥自在地躺在自家床上手不释卷大看特看被批判的毒草书。当然，毒草书的封面一律披上了伪装：如《青春之歌》的封面十分可疑地成了《鲁迅小说选》，《激流三部曲》摇身一变成了《马克思传》，《红与黑》很滑稽地成了《欧阳海之歌》等等，不一而足。事实证明，这是那个火红年代唯一正确无比的抉择，既不当保皇派，也不做造反派，既不用担心被“火烧”被“砸烂狗头”，也不用忧虑“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