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被分配进的厂子叫上海铝材厂，后改名上海铝材一厂，最后又改回上海铝材厂，曾用名华铝钢精厂。邻居都说华铝钢精厂工资高啊，老底子是外国人开的厂啊！扫垃圾的也有150多块钱！进厂后才知道最高工资为5500元——这是厂总工程师的月薪，听说在1963年以前厂子没有被收归国有时一直是这么个天文数字！当收归国有了，他主动要求把工资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550元。这似乎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工资还要高。当然，也怪不得他牛气冲天，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留德博士，且有冶铸铝材的专著问世，被外国老板重金礼聘而来。待到我1968年进厂时，造反派给他的月薪工资为70元，并被发配到炉子间做“浇头”的重体力生活。后来，“文革”结束，给他补发了27万元的工资。

　　而一般工人呢，基本280元左右，技术好一些的“拿摩温”（英文NUMBERONE的谐音，意即“第一号”）则380元！当时居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三百元月薪的工人还吃补助！我不谙世事地问了他们，回答说，家里的十个小把戏有九个上山下乡了，不够开销，只好向组织申请补助了。

　　这一切，与我们新工人浑身不搭界，我们这些学徒工统统17块8毛，满师了，也是“36块万岁”。

　　外商厂奇形怪状的事情就是多，套用当年的“文革”语言，则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因而厂里的阶级斗争大会日日开，开得不亦乐乎。每到早班下班的时候，全厂三个厂门便统统拉上了，谁想离厂必须得有车间主任（当时流行军事化，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成了“连长”）的手谕！

　　在关进防空洞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位维廉蒋先生，是解放以前上海滩名闻遐迩的拳王，在拳击台上与外国拳手对垒，从未输过一场。解放后，曾率上海拳击队访问东南亚，所向无敌！他置香港台湾的重金挽留于不顾，却义无反顾地回来做华铝钢精厂的工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妻儿老小均在上海，而且，洋商厂的工资蛮高的。这是实在话，很老百姓。

　　厂里医务室有一个女医生，据说曾经是宋美龄的护士，抄家抄出不少与宋美龄的合影，自也免不了“造反派”的火烧炮打。其实当时的厂子医务室实乃藏龙卧虎之地，外国老板当年重金聘来的高手能人均留厂不误，记得一位是儿科博士，一位是老中医（即后来成为上海滩滑稽界大明星王辉荃的嫡亲阿爸），大受工人欢迎。经常见到工人的小囡围住了儿科博士求医，女工们则向老中医问诊妇科。而他们的高超医术，则传颂一时——工人们人人有口，有口皆碑。记得有一回工人问儿科博士，你自家的小孩感冒发热生病了，你这个博士医生给他们是吃药还是打针？他的回答很实在，说既不吃药也不打针，天天喝白开水，一礼拜可基本痊愈——因为，是药三分毒呵。

　　当为至理名言也。

　　还有一件扑朔迷离的案件被揪上了阶级斗争大会场。厂子里有一青工，好像是钳工，某日遇隔壁弄堂的一位算命大师，为他算了一卦，大惊失色，说他鸿运当头，官至一品！该青工暗自好笑，一介穷工人，何来什么一品二品官！不料大师又掐指一算，说他七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他更不信了。谁人料到，到了第七天，偏偏“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辆呜哩哇啦的警车果真开到了他家门口，一副铮亮的手铐将他铐了便走！进了局子里才知道，有一个什么党派私自将他封为了“国家总理”——端的是“官至一品”！而他本人却根本不知情。就这样，他被押上了厂子里的批斗台，狠狠揪斗了一番，而后便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七年之后“文革”结束，忽然稀里糊涂不作结论地被释放回厂。

　　某日，此君偶遇我，大赞我面相奇好，又说隔壁弄堂的算命大师如何如何神机妙算，邀我何日得空请他为我算上一卦。

　　我一听，慌忙连连摇手，紧跟着脚底搽油，溜之乎也。

　　6

　　那时候，我们这批新工人还享受到了一项特殊的政治待遇——一下班，便被召集去排练文艺节目。天天如此。为了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生产为革命让路，我们人人手持纸绸红花，大跳忠字舞。当时辅导我们舞蹈的老师一姓丁，一姓陈，均为厂子里工人，据说他们对跳舞颇有心得。这下轮到我洋相百出了，我本是个以静制动之人，哪里会手舞之足蹈之，根本弄不像样，甚至连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也达不到。

　　那一个夏天，大太阳就像粘在你背脊上的膏药，滚烫火热的。偶尔路过平凉路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忽见一纸招生告示，说是东宫准备成立杨浦区工人革命故事创作组，欢迎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革命青年报考。想来那时候的自己正是精力旺盛得过剩的青春期，当即赶去报了名。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只见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应试者，有工人有老师有银行职员有学生。主考官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任嘉禾先生。要求每个人当场写一则故事或小小说，出的什么题目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自此与故事结缘。

　　其时开始了与故事员毛时安的交往。他当年也是工人，家住工人新村，鞍山，好像是军工路上上海电磁线一厂的工人。

　　有一回，我去到他的蜗居。他那时颇为欣赏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所著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不仅将结尾处斯巴达克斯给妻子范莱丽雅的信摘抄于簿，而且感情充沛地朗读给我听。时至现在，依然记得那一封生死不渝催人泪下的信：

　　神圣的范莱丽雅·梅萨拉，请接受斯巴达克斯的问候和祝福：

　　由于对你的爱，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会晤了玛尔古斯·克拉苏，并且告诉他我愿意停战。为了对你和对我们可爱的小波斯杜密雅的爱，我本来准备接受一切可能接受的条件；但是这位西西里总督兼将军，却向我建议以叛变作为获取生命与自由的代价。

　　我宁愿对你做一个忘恩的丈夫，对我们的女儿做一个狠心的父亲，决不愿出卖起义的弟兄，使自己的名字蒙上永世的耻辱。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不在人世了：决定性的大战立刻就要爆发，在这次血战中我将光荣地结束我的生命。这就是我所遭到的厄运的轮廓。在赴死之前，啊，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觉得有必要请求你饶恕我带给你的不幸。请你原谅我，而且快乐地活下去；我要在临死之前为你那极其刚强的心和高贵而又可爱的灵魂祝福。

　　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你对我的爱而活下去，为了我们这个无辜的孩子而活下去——这就是临死的人的心愿和请求。

　　泪水哽住了我的咽喉，我感到窒息，只有一个念头安慰着我，那就是：我将在极乐世界中拥抱你，我将在那儿拥抱你那不朽的灵魂；现在我对你作最后的一次亲吻。我要对你作最后一次想念，我的心脏也要为你作最后一次跳动。

　　多少年过去，依然忘不了，那时在鞍山新村他的家里，一同聆听的动人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