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时间跨度，从中国近现代史延展到千年以来的周氏家族史。

　　第二，《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内容和方式，从革命、战争、建设、外交等政治领域转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长幼、同胞、亲属关系及其迁居和谋生的考证，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家世影响因素。

　　一、周敦颐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恩来有两个故乡，即祖籍绍兴和出生地淮安。这是周恩来家族传承迁居的两个重要节点。而周氏家族的始祖，是宋代绍兴宝祐桥的周敦颐（1017-1073）。他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敦颐为周恩来的祖先，根据是周敦颐曾孙周靖的墓志铭，刊于《诸暨县志·山水志》。而周氏后裔迁徙成族者五十余处，各族均有宗谱，其源都上溯至周敦颐。

　　提起周敦颐，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但说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千古名篇《爱莲说》，知道的人就多了。周敦颐就是《爱莲说》的作者。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主要并不源自《爱莲说》，而在于他是中国理学的创立者之一。

　　《周恩来家世》编者作了多年艰苦细致的努力，为读者辑录了尽可能完整的周氏族谱。从周敦颐算起，周恩来是其第二十一代后人。周恩来的祖父是周起魁（1844-1900），字云门，父亲是周贻能（又名劭纲）（1874-1942）。

　　关于家世传承的考证，其中的繁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太远的不提，周恩来祖父的名字，就是经《周恩来家世》的编者们多方考证，才得出正确结论。但是，有关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周殿魁当过知县的历史记录，他只做过巡检。于是认为应当是职务有误，姓名没问题。直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1996年参与《周恩来家世》的编辑工作后，得到了一册1897年的《周嵩尧中举资料》，经反复研究考证，终于发现周嵩尧父辈中排行老四的周起魁（周嵩尧的亲叔，即“胞伯叔”）就是周恩来祖父。而周殿魁名列“嫡堂叔”中，是周恩来祖父的堂兄弟。

　　后又经李海文、秦九风等人进一步研究有关地方志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保存的宗谱，找到了周起魁于光绪二十一年任桃源（后改名为泗阳）县令，以及其原名骏龙，字云门，更名起魁的文字记录。这才使长达20年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周氏家族的大排行

　　绍兴周氏家族，延承千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氏族关系的缩影。周敦颐第十七世孙周元棠（1791-1851）是周恩来高祖。周元棠字笑岩，形成周氏一个小房族。这个氏族的一大特点是以大排行计算族内相互关系，形成了跨越小家庭的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

　　到了周恩来的“恩”字辈，共有十四人，现在能找到姓氏生辰资料的有十二位。周贻能长子周恩来在同辈弟兄中按出生顺序排位第七（生于1898年），同辈人称“七哥”或“七弟”。周贻能的次子恩溥（生于1899年）和三子恩寿（生于1904年）分别排位老八和老十三。

　　这种跨越小家庭的大排行，体现了一个家族紧密的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兄弟排行上。周恩来出生后的第二年，父辈大排名中的老十一周贻淦因病去世，年仅20岁，没有留下子女。周恩来的父母遵从长辈旨意，将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的遗孀陈氏。周恩来称已故周贻淦为父亲，称陈氏为母亲，改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

　　这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过继安排。而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中，这却是一种义务。严格的旧宗族观念，将保持世系分支完整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旧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出嫁“从一而终”的习俗，决定了这种过继形式的存在。大家族要照顾到家族中每一房的后继有人，即使户主已故，也要过继养子给遗孀，以延续香火，保存财产，同时可以使独居寡妇有所寄托和依靠。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于1907年和1908年病故，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能力有限，生活贫困，在外地辗转谋生糊口，留在家乡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形同孤儿。

　　但是，周氏大家族慷慨地主动地接过了抚养周恩来的担子。1909年，远在东北奉天任政府职员的四伯父周贻赓请在铁岭税捐局当主任的三哥周济渠利用前往南方的机会，把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贻能（劭纲）和在老家的侄子周恩来带到东北，以便接应他们的生活。

　　两兄弟安排周贻能在铁岭县衙做师爷，安排周恩来在铁岭和奉天上学。后来两位伯父先后前往天津谋职，周恩来1913年随四伯父迁到天津，又考上南开学校，受了四年正规的现代教育，还在天津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先后留学日本和欧洲，也靠了叔伯长辈们的资助。

　　由于周氏家族有人在天津落脚，江浙老家的周氏子弟有多人到南开上学。其中，在同族长辈们的帮助下，周恩来二弟恩溥（博宇）和三弟恩寿（同宇）也先后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学习。就周恩来小家庭的家境来说，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三、周氏家族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除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筛选锤炼之外，还有其参加革命之前青少年时代受到的家族传统教育和影响。这两方面外部因素的结合，通过周恩来本人的内因起作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周恩来的家族始于绍兴，其家族的传统职业是师爷。周恩来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绍兴师爷这个家族传统，不能不给青少年的周恩来以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家世》说：清朝时，全国上千个县，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级就不能让你通过。所以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互通声气，互为支援。

　　周恩来的爷爷和父亲都做过师爷。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之后，当了师爷的族人一般都不事商业，不置田产，只有些房产，还主要是祖传。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名节和对后代的培养。“他们是凭自己的才干、学识、品行端正立足、谋生，所以有良好的家风，特别重视后人的教育。” 

　　忠诚、清廉、专业、细致、宽容、明智、深谙处世之道，是周氏家族祖传的人文基因，不能不在周恩来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周恩来本人的家庭在大家族中处于弱势地位。父亲忠厚正直，但能力有限（周恩来说，他父亲一辈子的月收入没有超过三十元）。母亲万氏出身大家，行事机敏干练，婚后又生出长子周恩来，因此能够出面处理一些家族的事务。每当年节期间的祭祖仪式，万氏都要向周恩来兄弟们介绍祖先的事迹，勉励他们要不辱家门，光宗耀祖。

　　嗣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才华，教幼年的周恩来背诗写字读文章。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示，他很怀念两位母亲。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谈到自己的过往经历，提到了四伯父周贻赓，说：“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周恩来后来还特意提到的一个人是姨表舅龚荫荪（嗣母陈氏的亲戚）。龚荫荪是辛亥革命的追随者，思想开放，反对封建礼教。周恩来丧母后，受到这位表舅的关照，特别是从他那里初步接受了爱国、进步的观念。周恩来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在非常欣赏他的南开学校董事长严范孙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欧洲之行是周恩来从大家族走出去的起点。而他能够走出去，也离不开家族各位亲属在经济上的支持。

　　四、周恩来的家事观

　　周恩来对自己的出身定位是“封建家庭”，但他对家族的长辈、同辈、晚辈都十分关心，作为革命领袖、开国总理，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员做过一次专门的谈话。他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家世》归纳了周恩来要求亲属履行的十个方面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出差路过时才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劵。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味从严，而是坚持公私分明，合情合理。对确实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亲属，周恩来是充分认可的。如六伯父周嵩尧，才华出众，人品廉洁，曾有“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之誉。他当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迫在眉睫的军阀大战；他当过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袁称帝时，周嵩尧决然而去；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主动捐赠古董，希望为国出力。

　　周恩来的十三堂弟周恩彦则是另一种境遇。周恩彦1948年被胁迫加入国民党。解放后，周恩彦向堂哥周恩来求助，周并未答应，而是要他“回原单位报到”，听候处理。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周恩彦因为有国民党基层骨干的历史，被判刑七年（提前一年释放）。周恩来虽知这位堂弟“没有怨恨情绪”，但绝不做违背当时政策的个人干预。周恩彦服刑期间，周恩来夫妇对周恩彦的子女给予关照，与他们书信不断，鼓励他们上进。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政治大局之下处理事情时，把握原则性和亲情关系的分寸。

　　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要到江浙一带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于是他以到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回乡，光明正大，无人可以反对。周恩来趁此机会召见了在东南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曾山、黄道、刘英等人，完成了工作任务。

　　《周恩来家世》详细记载了他的祭祖过程，从看望长辈乡亲、抚慰困苦孤寡、拜谒祖坟，到宴请亲族，做得十分周到。周恩来为在场各亲族分别题词留念，鼓励大家维护家风，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在祖屋百岁堂内，应邀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中续写“恩”字一辈的族谱。显然，周恩来这次家乡之行，既是省亲，也有团结和统战的意义。

　　到了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却多次力主平掉祖坟。早在1953年、1958年，周恩来就先后向淮安县委提及此事。1964年，他在与晚辈谈话时又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将来人口越来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来越少，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家乡重修自己的祖坟，反而要求平掉祖坟。无论多么难，他要以总理身份身体力行，带一个头。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1977年，邓颖超还遵照周恩来遗嘱派亲属回到绍兴，将周家16世祖和18世祖的坟墓平掉深埋，变成村民菜地。平坟费用由周家晚辈分担。

　　周恩来本人不留骨灰，夫人邓颖超也不留骨灰，并且在生前身后平掉祖坟，人们会有各种不同评议。笔者觉得显然不会是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的单纯目的。他们身上有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深刻烙印，有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对自身名节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性感悟。

　　领袖人物的廉洁自律和大公无私，可以成为榜样和楷模。祈愿这种榜样和楷模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真正发扬光大，并最终结晶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