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入读的是今天仍位于杨浦区控江路凤城路口的凤南新村小学，学校貌不惊人无甚名气，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没有搬迁过位置，只是现在校名更换了。

　　凤南新村小学因为毗邻凤南新村（即俗称的新村公房）属上钢一厂职工家属区之一，里头的居民十有八九是该厂员工，这所学校就是为上钢一厂员工子女而建，属于货真价实的职工子弟小学：校长及教导主任由区教育局选派，而教师绝大部分由上钢一厂派遣。子弟们只要有一纸单位证明，皆可享受学费一半的优惠，直至小学毕业，我每个学期学费只要交纳3元钱（非职工子弟要6元）。当然假如够上条件，所有学生均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政策，许多老工人家长往往为此不安，即使符合条件也予以舍弃。记得班主任在每个学期开学第一次家长会上，不时会表扬一两个本可以享受减免而拒绝的家长。

　　当时学校里头只有一幢三层楼的灰色校舍。竹篱笆圈起的硬地操场面积很大，一直延续到控江路边上；直到1965年后，挨着马路造起几排住宅楼，才将大半操场划走。

　　要说有出挑的地方，大概是校舍南拐角处一排“红领巾”无花果树了。无花果树外表朴实无华易于栽培，每到夏季，繁茂的枝叶像蒲扇一般遮住骄阳。学校中也有无花果树一样秉性的老师。班主任殷锦华老师是二年级时接手我们班级的，由于之前的班主任经常病假，很多同学的学习成绩因无人督促而一塌糊涂，每天下午放学后，殷老师会召集一些学生留下补课，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钟。不仅功课开小灶，还要给他们买点心开小灶：每到傍晚五点来钟，她就掏出自己的粮票和钱来，吩咐座中的同学去买糕点来分发给大家充饥，二年级的小学生还是懵然无知的年龄，忸怩一番也就不客气了。但点心不是三五天的事情，一两个学期下来，或一个大饼或一个糖糕，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何况殷老师自己家还有一双儿女。时间一长家长们知道了，除了补上一番迟来的感激还欲补上粮票和钞票，她却一概不收，实在推脱不了才拿上几两粮票，座位上的学生玩性再重脾性再木讷，目睹这一幕后也不由暗自用功起来。

　　班上有个女同学，她母亲在街上摆了个水果摊，她天天相帮母亲照应早晚生意，小小年纪就品尝到生活五味，但是她每天的作业却一点不含糊。殷老师决不允许班上有人歧视她，还将她作为学习的榜样，经常在班会上予以鼓励，至今仍记得她的话语：“同样的分数，她花出的精力至少是其他同学的两倍！”殷老师只要买点心会给她留一个，自家做的袖套悄悄递给她一副……每学期考试结束后，殷老师总会买上些练习本铅笔等来奖励科目考试优秀的学生，尽管该女同学分数未名列前茅，也会给上一份。1972年底我下乡前与同学一起去殷老师家看望，她还一一叫得出在座同学的名字！

　　在这座简朴的校园里，我们除了念书之外，课外还参加无线电、书法及航模等兴趣班，拓宽课本之外的知识；六一、十一学校组织的文艺晚会上，随着嘹亮的小号声，和小伙伴们一起在主席台一侧敲起“咚咚叭咚咚叭”的队鼓；穿着白衬衫蓝裤子上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还到位于长阳路上的杨浦少年宫玩耍“勇敢者的道路”等娱乐活动，见识了学校以外的天地……

　　在即将升入五年级的1966年下半年，所有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按部就班的读书时光转眼即逝，自此以后直至中学结束，我就再也没能念过正规的书了。其实自1965年那番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以后，学校的教学次序就无章法了，直到那年夏天总爆发。校长、教导主任第一个佩起红袖章戴上红像章摇着小红书领着学生们念语录、音乐老师教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门厅处张挂出报纸讨伐三家村、海瑞罢官等文章、走廊墙壁等刷满了标语大字报；到后头曾带头佩起红袖章的校长、教导主任戴上高帽子批斗、教室玻璃全部被砸光……这时候还想正常上课，包括敬业的殷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都徒呼奈何了。

　　小学生们一下子摆脱了老师和作业的束缚，好比是脱笼之鸟漏网之鱼，和大人们一起步入疯狂岁月。真的是“人来疯”啊，大白天去街头看红卫兵们围追堵截，剪路人的尖头皮鞋、小裤脚管和长波浪头发，年轻女子眼眶中饱含泪水满脸通红道：这让我如何回去？或者结伴上公交车去念语录唱语录歌，有时一个车厢里聚集着五六组像我们一样的小学生，充溢着此起彼伏的语录歌语录声……卖票员听得不耐烦了，朝我们翻白眼，有乘客支持说“唱唱蛮好，让阿拉解解腻气”；晚上仍游荡在街头听大中学生和工人们大辩论，互相打语录仗，人家在说什么其实都不明白，图个新鲜罢了……凌晨兴冲冲回到家中,被家长挨头一顿臭骂：小鬼头，侬听得懂啥？明朝不去小菜场买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