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美玲 文

　　学刺绣60多年，虽未成为谋生“饭碗”，却也得到不少益处，“艺不压身，技多得益”不是虚幻之言。

　　12岁那年，我在妈妈朋友吴阿姨家看到一幅挂在墙上的“画”：一轮圆日高悬空中，红艳艳，亮闪闪，光透氤氲雾气，漫射崇山峻岭， 壁立悬崖，葱郁林木，盛放百花，曲弯溪流，飞溅浪花，处处抹上了淡淡的胭脂；淡红翠绿相间，明暗阴晴相映，空灵幽深交汇，飘渺如仙境，似有松涛呼啸，鸟鸣猿啼。

　　画面大气磅礴，延展无边；色彩亮丽，浓淡融和，看得我心潮起伏，崇拜油然而生。忙问吴阿姨这是谁“画”的，吴阿姨灿然一笑：“这是我绣的。”

　　顿时对“刺绣”有了神奇之感。“吴阿姨，你教我刺绣吧。我很喜欢。”我脱口而出。

　　“好啊。”说着，吴阿姨拿出一个约巴掌大的圆形绣花绷子，夹上一块白布，穿针引线，双手联动，针飞线穿，一条色彩红黄相融，体形丰腴，眼球突出，尾巴飘逸的小小金鱼就出现在白布上。

　　这神奇的绣功看得我目瞪口呆，佩服不已，想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吴阿姨，教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我近乎哀求了。吴阿姨和妈妈相视一笑，连连说：“好，好。我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

　　多年后才知道，这是妈妈和吴阿姨的“阴谋”。刺绣是吴阿姨家传技艺，从小受到耳濡目染的她对刺绣的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只是在分配工作时，吴阿姨进了国棉九厂当了会计，后来生了个儿子，儿子又生了个儿子，“自古多绣女，未见男儿身”，自家相传无望，就看中了我。和妈妈合计一番后，演了这一出“请君入瓮”。

　　俗话说，门外看热闹，门里学门道，门道千万条，条条心血耗。刺绣，看似轻松自在，实则繁，杂，累，一幅绣品，须经几十道工序，绷布、描图、选针、分线、配色、穿刺、整理等；不仅要手巧心细，更须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凝得住神，坐得住凳子，经得起“同龄窗外嬉闹，我却对绷独坐”的诱惑和冷落。

　　小件如手帕、绣花鞋、童帽等，可用大大小小的“圆绷子”，右手捏针，上穿下刺，左手握绷，左右上下配合翻转，一气呵成。用它时比较“自由”，可站可坐，冬天追太阳，夏日避暑热，只要有光线，眼睛能看清就行。

　　大件呢，如衣服、枕套、帐沿、寿幛、挂件等，需用约两厘米粗的木棍做成的长方形的绷架，绣工坐于一侧，右手在上，把针刺下，左手在下接住，再“盲扎”上来。这要求很高，不仅每一针要紧靠原扎下去的地方回上来，而且每针必须距离一致，否则绣出来的画面会粗糙不平；左右手用力更须相同，否则松紧不一，绣出的画面会起皱褶。绣时虽然身可坐，腰可直，但颈弯头低，不一会儿就会脖酸头胀眼花腿麻；精力须高度集中，一针刺错，轻则返工，重则成次品、废品。没有三五年的基本功，是不敢轻易坐绷架的。一般人家，都是把绷架安放在窗下光线最好的地方，绣工离开，必遮盖上，其他人是不允许碰的。

　　初学者总是按照布上的花样刺绣，虽可形似，但没神韵；高手则心中有谱，眼里有物，手上有数，善用五光十色的丝线，巧妙配色，把眼中所观万事万物，脑中所想千姿百态，用针和线勾织出来，形神兼备。我师傅就如此。她的一幅幅绣品，是立体的画，光彩夺目，鲜活灵动，色彩和谐，充满活力，物有灵，人有神，牡丹艳、芍药娇、梅花傲，水仙清高凌波而至，荷花并蒂含苞待放；鸟雀似鸣，虎豹正啸，猫慵懒，狗机灵，鸳鸯交颈似呢喃，喜鹊登梅正报喜。人见人夸，索要者不断，师傅应接不暇。那时不兴“第二职业”，都是无偿赠送，否则，师傅肯定会发财的。

　　那时我家住“两万户”的控江二村，到师傅家去三站多路，每到约定时间，我总是风雨无阻，去时蹦蹦跳跳，奔着希望；回时哼哼唱唱，收获丰厚。虽然师傅挺严厉，我常被呵斥，而且近3个小时的操练，手指酸疼，眼睛酸胀，手臂酸麻，但我没有退缩之意，一直坚持学了下去，掌握了刺绣的基本技艺，并向“高、精、尖”迈进。我的小件，师傅还赠送给人呢。对当时的认真学，我现在的感觉是：愿做乐做尽心做，世无难事，必取真经；逼做罚做敷衍做，眼尽蜀道，岂修正果。

　　1969年，我下乡插队到了南通长江边的一个公社。当地有项中青年妇女几乎人人参与的副业——为外贸企业绣花。我掌握的绣花技艺，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大约是受教育、文化、见识、眼界、欣赏水平的限制，加上赶速度、多赚钱的驱动吧，当地的妇女大都只“依样画葫芦”，绣不出人、物的精、气、神，风、姿、韵。而师傅的“要用心绣”的教诲，让我一直努力做到“精益求精”，不仅用手，一针一线，一丝不苟；更用脑，注重色彩的搭配，针脚的疏密，手法的运用。一幅幅绣品，虽大逊色于师傅，但也能绣出山青似在泛光，水秀似在流淌，树挺似在伸腰，草绿似在拔节，花苞欲开又羞，花瓣尽情舒展，黄鹂在翠柳间啁啾，白鹭在青天里振翅。

　　凭着这手技艺，很快在众多的绣工中崭露头角。我成了绣“样品”的专业户；凡有评比活动，都让我“出头露面”，在刺绣圈内颇有名气。只是那时候只有精神奖励，但对一个知青来说，我已很满足了。

　　因为“刺绣”，助我避开了许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农活。我的许多插友，终年在田间劳作，工分还抵不了粮草钱，而我基本能自己养活自己。这在知青中，为数不多。每想到此，我特别感谢妈妈和师傅当初的“阴谋”，也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庆幸，对当地颇为流行的“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俗语，有了新的理解：厄运总降慵懒者，弃渔取鱼乐眼下；机遇垂青有备人，轻财重才挂云帆。

　　1977年，我被招工进了当地的农机厂，教我车床的师傅竟然比我小好几岁，正准备结婚。我无以为表，就起早带晚，赶绣了一对鸳鸯戏水、交颈呢喃的枕套、一条喜鹊登梅的帐沿（当时乡镇离不开蚊帐，帐沿挂在帐子前）送给我的第二位师傅，获得一片赞扬声。当即“生意兴隆”，当场就收到了5个订单，3单是“师兄师姐”的，2单是“师爷师奶”为自己的子女的。虽然只是口头协议，并无书面合同，更谈不上定金，且明知是“财源不进倒贴钱”的买卖，但我宁可少看电影少逛街，也认真履约。这些“合同”也成了我人缘关系的润滑剂。进厂不久，我就被“提拔”为仓库保管员，又一次远离了油污、铁屑。

　　没过几年，“机绣”替代了“手工绣”，人们的欣赏情趣也发生了转移，绣花衣、绣花鞋、绣花帽除了在舞台上还保留有一席之地，生活中连小孩子也无人穿戴，甚至以往结婚必备的绣花被、枕套等也少人问津。我，过上了“无人上门讨绣品”的清闲生活。

　　闲暇时，还常回忆起学刺绣的情景，想起妈妈、师傅当年的良苦用心，想起凭刺绣技艺立足社会的情景。眼下，刺绣，虽一时步入低谷，但一定不会消失，她会永远流传，因为她是中华文明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