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中国青年报》3月20日）

　　打车软件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个是行车安全的问题，司机边开车边在手机上抢生意，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另一个是乘客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站在路边可能打不到车。但这些问题不足以成为限制它们的理由。

　　就像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所言，电召服务是国外发达国家出租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通过手机召车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对手机召车软件，“总体上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可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显然不是“调整和规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设阻，等同于“私设行政许可”。

　　面对打车软件的汹涌来袭，一些依法监管的说法，看上去像是要维护既得利益。出租车公司没能从打车软件中分羹，电调平台因此收入下滑，出租车管理部门大概也没拿到什么好处，这些是否才是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真正原因？

　　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可是，无论打车软件还是互联网金融的遭遇，无不证明着简政放权之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