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来强调环保的重要性。香港作家们对此践行得比较早。

　　或许是戴望舒的散文开了香港散文反映环保题材的先河。早在1945年，他在《星岛日报》上发表《山居杂缀》一文，写到当时香港砍伐树木的情况。

　　另一位作家叶灵凤，1953年以香港鸟兽草木虫鱼为题材，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百多篇散文随笔，后结集为《香港方物志》一书，被誉为是“了解香港，认识香港风物掌故”不可多得的好书。

　　先谈香港环保题材散文的特点：群体性。或许因为香港作家较早就具有环保意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香港作家差不多或直接，或间接都写过有关环保题材的散文。1986年，香港作家周兆祥将他在《信报》专栏上连载的文章结集为《我复悠然——一个现代文明边缘人的自白》一书，其中不少文章是以环保为题材的，颇为隽永耐读。这是继叶灵凤《香港方物志》以后香港作家又一部有份量的著作。

　　全面性。香港作家经常和外国进行学术交流，到过许多东西方国家。他们每到一处，都注意那里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国家对自然是如何保护的。并以东西方环保成绩突出的国家为参照系，对周边的环境加以描述与评论，往往问题看得较为准确。例如《最难忘情是山水》（金耀基）一文，是写一次大陆之行。他们在有些城市发现有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与煤烟污染的情况，但也谈到有些城市市场繁荣，地面洁净，绿化很好，名胜古迹使他们留连忘返。

　　尖锐性。大陆作家徐刚在《倾听大地》一书中说：“人类——当然也包括我们——对天然的环境的漠视和破坏——也实在是太久了”，这就决定了作家在参与环保活动时，提出的问题要有点份量，有时需要大声疾呼，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潘铭燊对香港爱得愈深，护得愈切，将环保问题提得很尖锐：“现在城门河口的吐露港水域不但无人下水，划艇亦成为历史。现在划艇，船桨拨起的大概是金属碎屑、浮油垃圾罢。”

　　互补性。已有不少文章论述台港文学相互影响的问题，在写以环保为题材的散文方面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戴望舒写过篇《山居杂缀》，它由《树》等四部分组成。

　　在《树》这部分中写当时香港对树木的乱砍滥伐。“唯有细节将组成作品的价值”（巴尔扎克语）。文章中的两个细节读来感人，提升了作品的价值，即作家两次抱孩子来到他家不远地方的合欢树边，前一次，“我也还采过那长长的荚果给我的女儿玩”，而后一次“锯痕已由淡黄变成黝黑了”。文章的潜台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香港环保散文的表现手法值得称道。在表现手法上，似乎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篇以环保为题材的，这种散文材料集中，主题明晰，读后或令人喜，或令人忧。前者如《米埔观鸟记》（黄维樑）、《诗情画意记阳朔》（曾敏之）、《歌鸟》（黄蒙田）、《故乡的榕树》（黄河浪）等，后者如《污染的溪水》（也斯）、《噪音篇》（舒巷城）等。

　　另一种形式是散文中并不全是以环保为题材，作家在散文中部分提及环保内容，例如《莫剪柔柯》（黄维樑）、《一种美丽的小海螺》（韩牧）等。这类散文中“美丽与丑景同时存在”，写丑景的篇幅虽然不多，但“立片言而居要”，能唤起人们的警觉。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散文中环保主题的表现与提示，唤起人们对自然风景区的保护，对文化古迹和旅游资源的保护，对人类现在与未来生存环境的保护均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