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六个月，我们有个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的政治重心更多是在国际方面，左右国际政治、左右国际经济、左右国际军事。美国政治运作体系深深根植于美国人文传统以及基本国情，与社会适配性非常强。同样，中国的制度唯有符合中国国情才会迸发强大的生命力。但一些普适的规律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美国有强大的社会自觉，公民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法治禁忌。比如对残疾人、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普遍尊重，所有的公共设施都会考虑到特殊人群的需要，美国对人的劳动极为尊重，几乎没有职业歧视，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完善的信用体系在美国发挥了很好的社会稳定作用，严苛的违法成本使得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信用，不敢逾越。个人知识产权高度保护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凡涉及版权的都需要有偿使用。所有这些，使得社会治理成本降到相对较低的程度，既有刚性约束又有弹性自由。

　　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在美国的利益格局中，中产阶级占据多数，他们衣食无忧，追求平稳，“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减少了社会动荡。为此，我国应加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有序、机会平等。

　　税收是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监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有80％来自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税率分18级，最高50％，很好地发挥了税收职能。当前，我国社会分配中存在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现象，既有悖社会公平，也同样会影响市场效率和社会和谐稳定。应采取有效措施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节。可以借鉴美国“抽肥补瘦”的做法，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适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美国有4000余所大学，许多高等院校有非常高的竞争力。在世界排名前500名大学中，美国占168所，前20名中，美国占17所。优越的学术研究环境和诱人的人才吸引政策，每年为美国“赚”来了不少知识精英，在这些集聚的人才身上，美国只付出了极低的培养成本。甚至只使用，未培养。我们接触的许多优秀中国同胞，绝大多数诟病于国内人才竞争的公平性、科研条件的提供度，回国意愿极低，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为美国发展贡献力量。这方面，我们国家可能损失了很多自己的利益。我们怎样让优秀的人出去，也让优秀的人回来，甚至也让外国优秀的人才到我国工作，需要有长远的统筹思考和系统的顶层设计。

　　由于大量的社会组织存在，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期间，我们观察到美国的社会依然井然有序，人们的生活受到的冲击微乎其微。今年年初西弗州查尔斯顿附近河道化工污染，大量的社会组织开展有序的自救捐助活动，帮助受灾的郡提供人道援助，非常有效地成为政府应急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积极打造有限政府，在宏观指导的基础上，要更多依靠社会力量，运用法律、政治、经济、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管理社会，努力形成党委和政府总揽全局、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格局。

　　1776年美国独立时，已经有13个州实行自治，但没有联邦政府，直到1787年，人们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联邦政府代表国家维持秩序并为各州间的贸易往来制定规章，才制定美国宪法，确立联邦政府。由此可见，美国实行“联邦与州分权”的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政府自下而上形成、公民长期自治的基础上。美国制定宪法时，欧洲启蒙思想已经传播到美国，立国者接受孟德斯鸠“权力分立”的观点，设计了行政、司法、立法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制度。美国的发展与其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我们国家的发展也是要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