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下半年，“四个面向”的毕业分配方案，把一帮子蹉跎岁月2年多的青年学生，陆陆续续送进了工厂大熔炉，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经学习班，青年学生分别被分配至各个车间、各个岗位，好学的“知识青年”立刻进入学艺状态，“热”学“铸、锻、焊”，“冷”学“车、钳、铇”。然对工厂生活还没怎么熟悉，青工中一伙激进热情尚未褪尽的积极分子，总觉得青工也应补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课，进厂刚半年多就嚷嚷着要到农村去锻炼。

　　1969年，在麦子、油菜成熟时分，一支浩浩荡荡的青工学农大军乘厂车开进了当时的金山县张堰公社，被生产队安排住进了农民家。按当时上海生活水准，一进家门我们就向农家交足粮票和钞票，做到不白吃白住。

　　被安排住有青工的农户家，一般每户接纳2、3个青工，我和王师兄住在一户老党员家里。老党员夫妇俩生有两个儿子，一家三个壮劳力，挣工分不少，因而家庭条件还不错。农村人家房间多，住宿自然没问题，房门一关，自成天地。但跟素不相识的一家人同一张桌子吃饭，开始总有点拘束的，好在王师兄能神侃，慢慢就彼此熟悉了。农家节俭，下饭的菜以素为主，蔬菜是自留地里自己种的，新鲜没问题，偶尔添些鱼肉之类的荤菜，使我们劳动之余胃口更好。当然，农家最好吃的要算白米饭了，大灶、柴禾烧出来的米饭又白又香。

　　农家饭是好吃，但农家的灶间难进。那天，一碗饭下肚，我去灶间添饭，一进灶间门，只见灶头上、锅盖上黑压压一片，凑近一瞧，“乖乖隆地咚”，全是苍蝇，就如飞机场停满了飞机一样，这场面太惊心动魄了，吓得我别转屁股就往外跑，引来农家一片安慰声，“不用怕的，这是‘饭苍蝇’，对人体无害，吃了‘饭苍蝇’叮过的饭菜也不会生病的。”在农家一再声明下，我战战兢兢地返回灶头，照农家说的轰走苍蝇，揭开锅盖后发现白米饭确实丝毫不受影响。

　　那时农田里的活计主要是把收割下来的麦子和油菜籽挑到仓库去，由资深农民负责捆扎，我们跟在挑担的农民后面，或一人挑两捆，或两人扛一捆，全以力所能及为标准。王师兄臂粗膀宽，挑着担子还一路生风，我虽然瘦削点，仗着前几年练过杠铃压过腿的底子，一人挑个几十斤的担子也还可以。另一项田间的活儿是坌土，坌土全靠臂力和腰部力量，青工学着农民样，手拿锄头或铁搭，高高举起，深深扎下，力气越大，扎得越深，越能把土壤翻个个儿，这样利于下种。干活时，不管村里人还是青工常会有人偷懒“望野眼”，趁着人们不注意支撑着农具东张张西望望，不过，被人发觉，马上有人会说：“你在站岗放哨啊？”集体干活就是这样，互相会监督，谁也甭想偷懒。

　　劳动间隙，农民兄弟最感兴趣的是询问我们的年龄，按他们标准，我们青工大多数又高又大，没有四十，也应该有三十几岁了。当被否认后，他们又自圆其说，说我们城里人喝自来水，见老，他们乡下人喝河水和井水，就显年轻。在我们眼里，他们村里的年轻人日晒雨淋的，皮肤黝黑多皱，倒个个像阿爸老头。

　　学农中最不开心的事发生在了李姓师弟身上，运送麦子的劳动时，戴着眼镜，缺乏锻炼、身体羸弱的他挑担肯定不行，就和另一名青工组成一组，两人一根扁担一人一头，每次扛着一捆麦子慢吞吞地跟着队伍走，倒也得心应手。正应了“看人挑担不吃力”这句老话，看我们几个挑担的师兄弟能跟随着农民兄弟热火朝天地来来回回，也跃跃欲试，在旁人的起哄下，他把扁担插进两捆麦子的捆绑绳里，蹲下身子钻到扁担下，两手前后一搭，“功架”倒蛮好的，浑身使出吃奶的力想站起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颤颤巍巍间，只见扁担的一头脱落了出来，前后失去平衡后，扁担如跷跷板，另一头马上落地，“啪”的一声，脱落出麦捆的扁担一头打在小李的面门上，眼镜打碎不算，只见满嘴鲜血，一颗门牙从此脱离了主人。

　　就在学农将要期满的前几天，个别青工又出新花样，倡议学农期满回市区时，要像解放军行军那样步行回市区，学农又学军，并且真得到了大多数青工的响应。从金山步行到市区，其间辛苦大家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