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我取出那本珍藏了近35年之久的“特别版本”的巴金《随想录》第一集，望着用订书机装订而成的简陋封面感慨不已。我之所以说这本《随想录》是“特别版本”，是因为它其实并非是一本公开发行的正规出版物，而是一本以大学的《文教资料简报》形式向读者发售的。那么，我又是如何得到这本《随想录》的呢？

　　还在孩提时，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的名字。上小学后，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寒夜》、《憩园》等作品。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小说中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却深深打动了我。

　　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后，我还是冒着风险将已经打为“毒草”的巴金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的小说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1977年5月25日，喜欢读报的我，突然在连队的阅报栏上读到巴金发表在《文汇报》上那篇长达五千字的散文《一封信》后，简直不敢相信，历经“文革”的磨难，巴金竟然还活着。这以后，劫后余生的巴金的文章和音信都会引起我的关注。1978年底，当我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讲真话”之笔开始创作《随想录》第一集时，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可是文章均刊载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内地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1980年1月的一天，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以《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随想录》第一集在内地内部发行的消息后，我立即花了0.35元工本费加上0.05元的外埠邮寄费，邮购了这本《文教资料简报》。

　　捧读这一“特别版本”的《随想录》第一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读完了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全纪录的30篇讲真话文章。那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自我的忏悔文字，至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灵。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内地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需求，真是非常智慧地做了一件大好事。若干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套五集《随想录》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