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六十年人生的道路上，我要感谢我结识的所有朋友。我要感谢中小学结识的朋友，是他们陪伴我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去，一起到校外春游、做游戏，享受童年的快乐，度过短暂的三年中学生活。我要感谢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是他们陪伴我在社会上一起摔打摸爬，一起经受风浪考验，并在迷惘时指点迷津。然而，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位有着“书香”雅号的“朋友”。她教我做人的道理，助我前行的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她，就是我钟爱的书籍。

　　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读课外书籍。那时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晨去菜场排队买菜，买菜回来生炉子烧菜烧饭。我时常边烧着饭，边去客堂间翻阅《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书籍，看得我如痴如醉。有一次，我在翻看《林海雪原》这本书时，被里面描写的少剑波与护士白茹相互产生情感的情节所吸引，直到一股焦味从灶头间飘来，这才猛然想起灶头间还烧着饭呢。外婆为此给我起了个“书犊头”的绰号，虽然带有贬义，但我欣然接受，毕竟还带有一个“书”字。

　　中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农场工作。在我的行李中除了衣被、蚊帐等生活用品，还有《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当红的书籍和《子夜》、《巴黎圣母院》等几本“禁书”。是这些书籍，填补了我离开父母后的空寂生活，陪伴我走过一段蹉跎的岁月。我阅读着这一本本的书籍，脑海中跳出了也想当文学家的念头，于是拿起笔来向报刊投稿。虽然屡遭退稿的境遇，但也取得不小的收获，自己当上了农场广播站和《上海农垦报》的通讯员，每当写的通讯稿广播或刊登出来，颇有一种成就感。

　　1983年年初，当我“顶替”回城离开农场时，把破旧的衣被、蚊帐和脸盆、热水瓶等物品全丢在了农场，带回来的是整整一箱子书籍。许多书籍是“文革”结束后冲破禁区重新出版的，有《重放的鲜花》等曾遭到批判的中国文学书籍，也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曾被扔进火堆燃烧的外国文学书籍。回城的第二年，区委、区政府决定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一批机关干部，这是“文革”后首次向社会招聘。那次语文笔试，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作文。也许是我的“朋友”平常对我的时时灌输和点拨，我一口气写完这篇可能是改变我命运的作文。我被录取了，我感谢我的这位“朋友”。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我担任街道党委秘书后，我与“朋友”的感情日益加深，“朋友”也给我取之不尽的“宝藏”。我向《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投稿，投出的稿子终于变成了铅字。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文学家，但每次翻阅我剪下来的见报文章，心里是甜滋滋的。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妻子对我的“朋友”也产生了感情。结婚后，由于住房紧张，有一段时间我的许多书籍都被藏放在箱子里、抽屉内，没有一点“露脸”的地方。搬进新公房后有了书橱，妻子便取出藏了多年的书籍，用抹布一本本细细地擦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放进书橱内，还不忘在书橱内放置几颗防虫丸。

　　2010年我家在浦江镇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实现了我要书房的愿望。房子装修完毕，妻子用她平时运物品的小推车，把我的书籍一本一本装上车，推到地铁8号线市光路站，到联航路下车，再推20分钟到达新房。就这样，她冒着酷暑当了一个星期的“运输员”，把我的书籍全部安全运到我的书房内。从此，我的“朋友”总算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许多哲人都对书籍有过众多的赞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我说书籍是我的忠实“朋友”。在我退休以后的生活中，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牌打麻将的我，书籍将继续一路陪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