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算1971年初中毕业生，但这一届学生一直捱到1972年底才分配，所以后来就称72届了。那时分配工作现在听起来蛮好白相的，有人拿看电影来打比方，说是“老师发票子，家长领票子，学生坐位子”。长子要为阿弟阿妹做榜样，所以我就被分到安徽农场。这天天气倒蛮好，杨浦区的学生到阿拉中学集合后一道乘车，要送行的则要乘公交车去码头。

　　老清早阿拉就到了学堂，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穿的都是蛮登样的行头：上身蓝卡其布罩衫，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脚浪下是咖啡色尼龙袜子、黑帆布帮白塑料底的松紧鞋，随手拎一只印有外白渡桥及上海字样的人造革旅行袋、还有网兜里的苹果蛋糕等……光鲜归光鲜，但是脸上的表情木然。

　　那时下放到长江沿岸农村去的知青，全部是在闸北发电厂边上的军工路煤码头乘船出发。公交车子停在小马路上，看到近码头的马路上已经人山人海，反正勿是走的就是送的人，进入码头大门，眼门前就是一条现在讲的警戒线人墙，站着一排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上海民兵，他们身后是一座座连片的圆锥状大煤堆。送行的亲人到此只能止步。一个四十出头的民兵过来问：是啥人去？我一边讲是我，一边拿粉红色的上山下乡乘船证递上。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旅行袋，就拉上我胳膊朝里头走。警戒线后头是跟它垂直的两排民兵组成的长长人墙，大约莫有百把米深，全部站着，表情复杂地看着走过来的知青。走在我前头的是个1.50米多点的女生，一边回头张望一边还不停地抽泣，当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水时，一边民兵中有个女青年，眼圈跟着也红了。

　　一直到进了船舱放好行李，心里才稍微平静些。男生是坐五等舱硬座，上头的女生们是两个人一只四等舱的床铺。其中好几个人靠在栏杆上，对着码头正一声高一声低哭得厉害，洒落下的眼泪滴到底下甲板男生的头顶，只好又别转身回到五等舱里。因为以后要在一个农场，一打招呼就自来熟：“侬是啥个中学的？”“我是控江的，你们呢？”建设中学、扬州中学、本溪中学……

　　直捱到1978年底，从军工路煤场码头出发的我们终于又回归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