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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投五投六像没头苍蝇似地一番忙乱。

　　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柴商店，其实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记得文革以前此处是保定路棺材铺，印象中我还在店门口看过那些一排排没来得及上漆的黄澄澄本色的木坯子棺材，那时年少，有些吓佬佬，没敢迈进门去。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棺材铺在劫难逃，当在被砸之列，便改为了木柴商店，之后生意兴隆，便扩展到马路上去了。记得那一天，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说是给我们当当参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统统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就像现在有房有车了，结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上海牌手表1955年开始试制，1958年3月正式投产，7月上市。每只售价60元。第一批试销100只，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投产当年（1958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A581型上海牌手表13600只，为周恩来总理引以为豪的“国产表”。后来生产的上海牌17钻全钢男式防震手表每只120元，半钢80元。

　　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在160元左右，与收入相比，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会耗上一个多小时揩车，还有不少人自我规定下雨天下雪天不踏——心疼啊！

　　生产蝴蝶牌缝纫机的协昌缝纫机厂始建于1919年，由民族资本家沈玉山创建。“蝴蝶牌”缝纫机的豪奢，不仅在于其134元的昂贵价格，还在于凭票供应的紧张程度：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的“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企事业单位内部分配，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其他城市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购取。

　　三五牌台钟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上足一次发条，台钟就可以走上十五天，三五牌因此而得名。它独特精巧的设计在于采用全铜机芯，钟摆使用螺杆装置，通过调节螺杆的长度来控制走时的速度。造型古朴典雅，放在五斗橱上，既是计时工具，又是装饰品工艺品。现在，也有人出高价收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生产厂家与上海铝材厂均隶属同一工业局：上海轻工业局。上海手表厂中国钟厂的表面钟面均为我厂提供的板材。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凤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的，不过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威武地在哒哒哒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钟能歪斜走，针可倒顺拨。

　　在没有广告语的当年，这朴实无华的十个字是不是很牛？真可谓奇妙无比！

　　“36只脚”“四大件”的置办虽然很难，但还不算顶顶难，难上加难的极品，完全和今天一个样——房子是婚姻的必需品，结婚必须要有房子啊！

　　是呵是呵，有房才有家。关键的问题是，房子从哪儿来？

　　这才是最根本最要命的棘手活。《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瓦西里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他没有具体说到房子也会有的。而当年，我们国家的房子是福利型分配的，极少数的私房是买卖的。物资匮乏的年代，最缺少的物资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房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房很少，更是雪上加霜。君不见，三代同室四代同屋屡见不鲜，不少人家床铺向空中发展发展再发展，把大好头颅放进桌底、双脚伸进床肚睡觉更不是天方夜谭的稀罕物事。文革刚兴起的那一阶段，上海滩先后掀起了三次抢房风潮，甚至出现了“上海市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是呵，准样板戏《杜鹃山》中的乌豆（后更名为雷刚）满世界找不到引路人共产党，不是吼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吗：抢！找不到共产党，就抢一个共产党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没房子，当然也可以抢一幢房子来！此乃戏话，其实当时的《杜鹃山》还未拍摄成电影全国放映，而是一场没来得及升级的小小的话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