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显著的特点之一即是在中国社会研究与现实中国反思两方面所显现的“维新”意识。《转型》不仅于社会研究层面回应了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主流，而且在现实中国情景中不断反思西部大开发战略乃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启动后西部社会治理现状。《转型》采取三重化的差异性区域研究策略。首先，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后殖民研究视角，从世界范围内中加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以及加拿大宗教多样性和社区建设的启示等平等的他者眼光来审视中国，进而认识中国本身。其次，不同于国内研究的东部主义视角，并未将研究中心指向想象的统一中国，而是定位于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西部社会。

　　《转型》采取以“西部眼光，为中国乃至世界目的”的独特研究方法，不仅旨在吁求建立基于中国西部经验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而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积极倡导的“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由于中国西部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面向有别于西方社会，故而作为非透明存在的西方社会理论往往会在中国西部社会场域中出现“悖论性”的现象。此种悖论观念虽是西方中心主义衍生出的概念，但它不只是西方理论悖论的投射，唯有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出发，才会显得是悖论的，而是由于中国西部社会有其特定的属性。《转型》从西部社会经验出发，强调西方社会理论作为参照而非坐标，应该根据中国西部社会具体情境予以镜鉴、吸收、乃至修正，提出诸如“农民工在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上的双向性，强迫农民工进行社会融入会对他们的个人福利有负向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融入不仅关涉文化或经济因素，而且涉及权利问题以及不平等的尊严政治等观点，由此《转型》致力于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而非西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转型》通过西部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发展现状和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主探寻中国西部自身的现代性。现代性攸关主体时间进步意识、理性自决等诸多面向。虽然“现代性”理论发端于西方，但因非西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于是衍生出多元现代性的局面。《转型》正是基于此种多元现代性的理念，探讨西部社会自身的现代性特征，诸如关于西部居民教育与个人现代性的论述中，《转型》虽然镜鉴英克尔斯的现代性评价尺度，但是主要是根据西部中国的现实状况，通过CSSC的五个维度来对西部居民的现代性进行测度。还有诸如关于西部居民社会生活指标的比较分析中“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转型》既不认同以刘军强等人为代表的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之说，也不同意邢占军基于山东的7年数据分析所提出的“幸福感并非与经济增长成正比”的关系之说，而是通过CSSC的调查数据指出，主观幸福感与攸关经济发展，但也与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相关。还有诸如西部社会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后的影响研究中，虽然CSSC的调查数据表明，西部社会居民普遍性的认同西部大开发，但是具体到西部少数民族族群，《转型》认为“少数民族的民众在对西部大开发中当地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变化判断上更多地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警示性地指出“民族地区对西部大开发的不满情绪”，防止“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使得社会的目标可以理解为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的平衡’”，进而强调发展西部社会公平、正义的成熟政治的必要性。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