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回城风起 人心浮动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一股“回城”风在农场越刮越猛，先是父母落实政策，子女可以回城，然后父母退休或病退，子女“顶替”回城。到了1979年年初春节一过，“顶替”回城进入高潮，每天有农友扛着行李、兴高采烈离开连队，有时好几个同时离开。

　　目睹此景此情，一时不能“顶替”回城的农友黯然神伤，心神不定。人心开始浮动。一年下来，几乎三分之一的农友离开了连队，连队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冷清了许多，以往到食堂排队买饭的那股喧闹场景再也不见了。但是，田还是要种的，棉花还是要摘的，于是，连队从浙江绍兴、江苏启东等地请来民工，插秧、除草、摘棉花。而没有“顶替”希望的农友也作为“民工”被输送出去，通过农友之间的关系作为劳务输出，到市区一些企事业单位务工。

　　到了1980年3月，农场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于是开始撤并连队。颇有意味的是，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抽调一批农友组建的34连，7年后被撤，一批农友被安排到28连。

　　到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去看望这批28连“新兵”。当走近一间女寝室门口时，传来伤心的哭声。这哭声，使我的心阵阵抽紧。这批新来的34连农友，面对迅猛的回城风，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农友纷纷“顶替”回城，而自己不但不能回城，反而还要离开熟悉的连队来到一个陌生的“家”，是否有一种双重打击的痛苦和寄人篱下的委屈？

　　还好，这批农友很快融入到28连大家庭，有几朵“金花”还被28连男同胞看中并最终摘入手中。

　　（十七）别离农场 带走友爱

　　1982年年底我母亲50岁退休，按照政策我可以“顶替”回城。但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原因是我母亲在里弄生产加工组工作，“顶替”到里弄加工组名声不太好听。再说我在农场每月工资已是51元，当时算是高工资，如果“顶替”到加工组工资要减到36元。犹豫之中，早已回城的女朋友——也就是那位“博士”发话了：你不上来，难道叫我等你一辈子？

　　我不再犹豫，开始办理有关手续。1983年1月下旬，我父亲乘长途汽车赶到农场，亲自把“顶替”通知书送到我手中。27日一早，拖拉机手把我和另一位“顶替”的农友送到场部汽车运输队，再由汽车运输队把我们顺路带到市区，这是生活连长事先落实好的。

　　那天，阴云密布，寒风凛冽。汽车载着我和我的行李渐渐离开农场，我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1个月零三天的农场，我的双眼渐渐模糊。10年的农场生活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毅力，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再大的挫折和困难都不在话下，而且也教会我做人的道理，那就是心存敬畏、三省吾身，脚踏实地、少唱高调。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句在我耳畔轻轻响起。不过，在我心头刻下的却是这样的诗句：我在寒风中离开，正如我在寒风中来；我挥一挥衣袖，带走一片农友的爱。（完）